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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绝对没想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她说：“请便，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显然，她不同意离婚。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你非得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他说。
她说：“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自己达不到目的就暴跳如雷？”
沉默了一会儿，张艺谋多少有些无奈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的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肖华反唇相讥：“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
此时的肖华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但是，张艺谋所说也是事实，他的心已经回不来了。这才是一切的关键，他甚至不惜背井离乡。
肖华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在我的心底里永远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昔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这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红高粱》塑造了一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时间会证明什么？最终，巩俐和张艺谋在经历了多年风雨之后，并没有走到一起。这一切，似乎证明了肖华的这一席话。但换个角度换个立场，张艺谋又怎么熄灭了真诚？他当初和肖华在一起，那份爱是真诚的；后来和巩俐在一起，那份爱同样真诚；至于最终和巩俐分手，也恰恰因为他的真诚。
如果说，这系列事中一定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或许是时间的错误，是人的认识局限的错误。
人永远行走在路上，对于一个旅者来说，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份感情，都是旅途中的风景。有些风景，令你流连忘返，你恨不能将其永久占有。可事实上，占有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永远都是你，风景也永远都是风景。你只能在某一个时期内，与这风景达成某些默契，你投身其中也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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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有了公开的空间（1）
《红高粱》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电影，也夺得中国在戛纳电影节的第一个导演大奖。巩俐的演艺之路从此如日中天。但是，这部影片确实还存在许多瑕疵，因此，巩俐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在当年的金鸡奖、百花奖上大获全胜。但“优秀女主角”、“一颗初升的新星”等殊荣接踵而来，巩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还弄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由他导演，另一部是由他主演。
张艺谋导演的这部影片是《代号美洲豹》，主演的那部电影则是《古今大战秦俑情》。
日后，张艺谋很少提起《代号美洲豹》，这是因为，在张艺谋的整个电影事业中，《代号美洲豹》是唯一一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失败的影片。
《代号美洲豹》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影片，这既是张艺谋拍摄商业影片的初始，也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由个人投资的影片。
张艺谋之所以选择这部影片，显然投资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一些。当初，他决定拍《红高粱》的时候就曾为投资大伤过脑筋。他找了很多人，也想了很多办法，经过一系列努力才取得吴天明的首肯。即使如此，在最后时刻仍然出了问题，差一点就种不成那些红高粱，也差一点就让他的导演梦流产。现在不同了，有投资人拿着钱找上门来了，所不同的是《红高粱》是他自己选中的题材，而《代号美洲豹》是投资人选中的题材。
这是一个典型的警匪故事，放在今天也可以叫反恐故事，讲述的是大陆和台湾两方合作反劫机。
有人说，张艺谋之所以将这部影片拍砸了，是因为他的优势在拍农村题材、旧时代题材。这话有部分准确，但对于张艺谋的概括却绝对片面。张艺谋真正擅长的题材，是那种富含文化底蕴的、有内在张力的题材。他为什么痴迷农村？因为中国农村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他为什么拍不好城市题材？原因也一样，因为中国城市仅仅只有几百年历史，相对而言，还显得太浅。他吃不透城市，也无法找到表现城市积淀的外在形式。正因为如此，张艺谋的电影往往是一种进度较慢并且极度渲染的故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是他难以把握的。
尤其重要的是，《代号美洲豹》是以情节推进故事，别说是导演，就算是作者，也是被事件的发展推着走。有了这一驱动力，导演颇有些无能为力。而张艺谋显然并没有完全吃透这个故事便匆忙开机了。
这部电影缺乏张艺谋特点的另一个表现，是剧中没有女主角什么戏，这是一部典型的男人电影，巩俐在剧中虽然担任角色，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配角。有趣的是，《红高粱》未能令巩俐获得国内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却在这部影片里获得了补偿——她以剧中护士小姐阿丽的形象，获得第12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程小东正在筹拍《古今大战秦俑情》，编剧是李碧华。这是一个玄幻故事：蒙天放和冬儿偷尝禁果，以欺君之罪被赐死。临刑前，冬儿将金丹送于蒙天放的口中，蒙天放被埋入秦始皇墓，成为一具秦俑。冬儿经过几世轮回，回到陕西去寻找蒙天放。编剧李碧华对张艺谋一眼看中，在她看来，张艺谋根本不需要化妆，就是一具活脱脱的秦俑。加上张艺谋连拿摄影、演员以及导演等国际大奖，有了这一切，就有了票房保证。李碧华和程小东说服了香港嘉民娱乐公司老板韩培珠，韩培珠又从香港赶到北京《代号美洲豹》片场，几经劝说、谈判，张艺谋终于答应。
许多人对张艺谋答应出演蒙天放十分不解。按说，张艺谋是个认准了目标便不会改变的人，他既然已经在导演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什么还要回去当演员？其实，张艺谋答应此事有他自己的想法。其一，对于内地电影界他已经十分熟悉了，香港只不过弹丸之地，为什么能够拍出那么多好电影？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策着他们？张艺谋趁此机会去香港经历一番，也是有益的。其次，他和巩俐的恋情如火如荼，作为男人，他不得不替巩俐未来的演艺事业打算。巩俐和香港导演合作，对于她拓宽视野和戏路是大有好处的。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张艺谋对香港演员和内地演员有过一番比较，大意是说，大家都觉得香港演员缺乏演技，其实并非如此。在香港当演员要在比在内地当演员难得多，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他们拍片是在抢时间。内地导演拍片，一个镜头要NG几十次甚至几百次，香港导演哪里有那么多胶片供导演浪费？他们NG几次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许多镜头往往是一遍成功。这样的做法对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正因为这种挑战，使得香港演员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否则在这个行当根本没法生存。
此外，张艺谋还公开谈到了一个原因，他说：
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因为那时给钱很少。原因是我正在闹婚变，我和巩俐的事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培珠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两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张艺谋说那时他很看不起商业电影，并非无的放矢。像《秦俑》这样一个题材，如果深度挖掘，可以有历史的光芒喷射而出。那样，既可以兼顾商业因素，也可以充分考虑艺术因素。只是社会的普遍审美以及商业上考虑，造成了成品的某种局限。
张艺谋虽然去香港拍电影了，可他的创作班子并没有闲着，正忙着寻找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此时，张艺谋的手中已经有几个选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在要求他的助手们找选题。恰在此时，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了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
刘恒的《伏羲伏羲》写的是洪水峪的小地主杨金山延续香火的故事。张艺谋之所以会喜欢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这类作品内核所蕴藏的力量，是一种旧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排山倒海，并且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所能改变的，它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能够引发冲突，使得故事充满曲折和变数。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力量的聚合，而艺术创造者需要找到自己所擅长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作品内在的力量进行有机融合。
张艺谋最喜欢及最善于把握的作品，正是那种蕴含传统文化能量的。所以，他会对《伏羲伏羲》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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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女主角（1）
因为在香港拍戏，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张艺谋没有找别人代笔，由刘恒写了初稿，张艺谋自己改了二稿。
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作较大改动，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尽管小说中有很多东西是张艺谋所喜欢的，却也有些东西是张艺谋所不喜欢甚至潜意识里在回避的。比如其中有杨金山用200亩山地换亲，而菊豆的父亲却因为得到这些地而成为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已经非常开放，许多固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障碍，可张艺谋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对与他本人的出身有关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回避。
就作品本身来说，故事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叙述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结构容易松散。更何况，即使是在小说中这些时代背景也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张艺谋进行改编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便是将时代背景虚化。考虑好了时代背景，张艺谋接着考虑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是农民，张艺谋对农民也是非常了解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可只要认真思考一番便会发现问题。小说的叙事手法可以天马行空，一句话就可以横跨几十年、几千里。可电影却不行，电影需要人们看得懂，还得时时刻刻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这就要求电影所用的外景极其集中。此外，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非常讲究视觉效果，而他所强调的视觉又与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关。刘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村，那么，怎样找到这个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点呢？
构思这些的时候，张艺谋想到了染坊。他特别重视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旧中国社会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个戏如果都在染坊里发生，线条就会极其简捷，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
张艺谋显然对《伏羲伏羲》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虽说伏羲是中国的一尊神，可电影是给普通人看的，片名当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这就是《菊豆》了。
1989年6月1日，张艺谋在北京北太平庄湖南办事处召开剧本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除了原作者刘恒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和张艺谋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现，他便是日后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
王斌祖籍山东，出生于福州。这天，是王斌和张艺谋第一次相识。王斌回忆说：“张艺谋非常谦逊，一交谈，我们发现彼此的观点以及对电影结构的看法非常一致。张艺谋很聪明，他对人性有洞察力，特别是对完美主义、对艺术的执著，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这次讨论会原计划10日结束，前后10天时间。然而，这次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那年春夏之交的###，他们不得不匆匆结束。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全部停开，街面上很难看到几个行人，只有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张艺谋和摄制组的几个人只好用自行车将刘恒和王斌等送到地铁站。
本子讨论得差不多了，摄制组开始四处物色演员。
女主角是巩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