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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至今都不知道。因为张艺谋的意外出现，肖华开始惊喜，并且慌张。
有一次学习《毛选》时，张艺谋坐在了肖华身边，肖华就像浑身通电一般，整个人都在发抖。她在小组中担任记录工作，因为张艺谋坐在身边，她的心绪完全乱了，字都不会写了，只好将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大惑不解，以前不是记得很好吗，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张艺谋偏了偏头，在她耳边轻声说：“不要知难而退嘛。”如此一来，她更加慌了。
张艺谋到底使用了什么谋略才加入这个小组的，他本人一直不曾提及。或许时间太久，连他自己都忘了这档子事。但另一件事他记得非常清楚。
中小学都是固定座位，教室以课桌分组。肖华坐在第四排，张艺谋坐在第七排，两人中间隔着三排座位。一般来说，同桌或者前后排，说话的机会比较多。
张艺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回去对母亲说，自己可能近视了。母亲听说后，立即将他带到医院检查。面对视力表，张艺谋有意指示错误的方向，从而使得母亲相信他真的近视了。张孝友在儿子的要求下，特意去学校找了一次班主任。张艺谋是学校的好学生，是老师眼中的榜样，对于调座位这样的要求，老师自然会满足。老师甚至主动问他希望坐在哪一排。
“第五排。”他颇有些心怀鬼胎地说。
他其实是想坐第四排的，那样就和肖华同桌了。可是，他又担心这样做目的性太明显，害怕被人洞悉。
如此一来，坐在原来位置的女同学不满意了，拉着肖华，一起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向她们解释了一番，表示无可奈何。从那以后，肖华老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时刻都是热烘烘的感觉。
为了追求肖华，张艺谋所花的心思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为了能够更多地和肖华在一起，他便将肖华列入了班级女子篮球队的名单。肖华说，她其实并不喜欢体育运动，对于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那里，她感到非常奇怪。她有一种预感，这是张艺谋干的。
两人之间的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但肖华却说，她其实很长时间里一直还没有认真看过张艺谋。
肖华第一次仔仔细细打量张艺谋，是在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她坐在窗台上擦玻璃，突然，肖华发现玻璃上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站在她的身后和一位同学说话，不时朝她这边望上一眼。她通过玻璃看着他，他没有发现，她也就大胆无忌起来。
这块玻璃早就已经擦好了，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张艺谋，肖华一直都在那里磨磨蹭蹭，直到自己都觉得都不好意思了，她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一次，张艺谋和同学们打乒乓球，肖华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过来，见张艺谋在那里，便支好自行车，站在一旁观看。张艺谋看到了肖华，打得更有劲，发挥得更出色。打完一盘，他胜了，得意地走近肖华。他是去和肖华说话的，可到底说什么，一时没有想好，只好无话找话：“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
肖华后来说：“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了我的东西。不过车子真的怕晒吗？”尽管有疑问，肖华还是非常听话地将车子推到一边支好。
另一次是放学后，班干部留下来开会，散会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家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肖华显得不紧不慢，在那里整理东西。张艺谋也颇有默契，同样拖到了最后。其实，他们是想趁着这机会多接触一下。肖华眼见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了，不好再留在这里，背起书包，准备离开。张艺谋叫住了她，说是要将课堂上没收的一个调皮学生的物品交给她。
这是一个极其牵强的借口。肖华只不过是小组长，在班上不是什么大官；相比而言，张艺谋是文体委员，官比她大；课堂上没收的东西，原则上应该交给老师，至少也应该交给班长，而不是交给小组长。即使如此，肖华还是准备接受，她伸出自己的手。张艺谋将东西放在她手里时，在她的手掌中轻轻碰了一下。
肖华已经从中获得了张艺谋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被这信息弄得心慌意乱。她猛地惊了一下，急忙收回手，低下头，逃一般走出了教室。那个时刻的慌乱和脸红心跳，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想起，都可能激情澎湃。不仅肖华将那一瞬间的触碰记了一辈子，张艺谋也是如此。后来他们无数次谈起当时的情景，张艺谋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滑又凉。”
爱情的种子，在这两颗少年的心中迅猛地生长。
那个时代，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所以，长势虽猛，却仍然没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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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双尼龙丝袜（1）
前后一年时间里，张艺谋和肖华两人的这棵爱情树已经悄悄长成了。
1966年暑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肖华曾和同学们一起去省委门前看静坐，也去看大辩论。到了10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她便串联去了。此后两年时间，她再没有见到张艺谋，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这两年时间里，张艺谋在干些什么，他本人没有谈起，别人也就无从知晓。从某种迹象分析，张艺谋画10张毛主席像，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两年时间里没有肖华的消息，张艺谋没有停止对她的思念，没有停止打听她的消息。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两人同学了一年，对于张艺谋的字迹，她是熟悉的，可这封信上的字迹却是陌生的。显然，张艺谋有意为之。而且，肖华回到西安仅3天，张艺谋的信就到了，这充分说明，他一直都在打听她的消息，甚至一直都在她所住的院子四周游荡，以期遇到她。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丽的……”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说：“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遒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来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认。年轻男女，那一层薄纸带着某种诗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
肖华很清楚，所谓交换“上山下乡”的情况仅仅只是一个借口，她并没有在意，并且为有这种借口而高兴。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觉就黑了下来。他们都坐在那里没动，谁也没有去开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他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第一双尼龙丝袜（2）
正是在那间小屋里，张艺谋表示希望她和他一起下乡，她当时答应了，事过之后，又有些犹豫。这种犹豫，一方面因为对农村生活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毕竟，他没有向自己正式表白，这样跟着他下去到底算什么？于是，她提起笔，将这些想法写成一封信，并且亲自送给他。3天后，她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读完她的信就像当头挨了一捧，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她却又给了他一击。“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有能力，我坚信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信中虽然没有明说“我爱你”3个字，可在那个年代，这些言词已经够火辣够直白了，任何人都能读懂。肖华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当即跑到他家去找他。
最后一层薄纸终于捅破了，下乡的日子也到了。1968年12月26日，张艺谋、肖华和另外两个朋友登上了汽车离开了西安，来到乾县杨汉公社，随后他们被分到北倪大队。此时，大队已经聚了很多人，都是奉命来领知青的生产队长。农民是现实的，让他们挑人，他们只挑身强力壮的。张艺谋第一批被挑上了，肖华却被晾在了一边。张艺谋果然大胆，他来这里就是要和肖华在一起，要照顾肖华，所以他提出条件，指着肖华、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4个人被安排在生产队饲养室的院子里，距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肖华和李广平住一间很小的房子，除了两个两米见方的土炕之外，剩下的地方，一步就可以迈出门槛。张艺谋和刘全住的窑洞倒是很大，是原来队里的仓库。
他们刚到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什么活都没法干。等稍稍可以干点活的时候，又到元旦了，他们赶回西安过元旦。正因为如此，肖华评价说：“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和失去的，都是真实中进行的。”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