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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坐在棚子旁边的长凳上，可以用拉缆拉得粗糙了的手指，跟一个偶然来到的不忙走的行人婉转地要一支烟卷，当然还添上一句“这烟没劲儿，不过抽着玩玩，杀不住我们心里的烟瘾”，但仍然有滋有味地抽起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河水，聊起天来。
总之，在河岸上，在码头上（一般叫作浮码头，或“轮船码头”），在聚拢着有着特殊风习和传统的无数河民的浮桥旁边，生活是纷扰的、形形色色的，这种生活能为研究语言提供丰富的材料。
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一带的语言是特别丰富的。假如在我国生活中没有这两条河，正象没有莫斯科，没有克里姆林，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夏里亚宾，没有列宁格勒的铜骑士和莫斯科的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一样难以想象。
雅兹科夫——普希金说他的语言具有惊人的魅力——在一首诗里，绝妙地描画了伏尔加河和奥卡河。而对奥卡河描写得尤其出色。
雅兹科夫在这首诗中，以伟大的俄罗斯河川之名，其中包括奥卡河，向莱茵河致敬：
……洪水泛滥，檞木成林，
在穆罗姆沙土的辽阔地方，
带着帝王的风彩，雍容，光耀地
流过可敬的河岸之前。
让我们记住“可敬的河岸”这两个词，井为此向雅兹科夫致谢。
我国方言土语之多，也不下于“自然的”词汇。
所谓滥用方言通常指的是作家的不成熟和艺术语言的贫乏。无选择地使用含混不清的词汇，有时甚至使用广大读者所根本不能理解的字眼，只是为了铺张扬厉，而不是想要赋予作品以栩栩欲生的画面。
纯正的、圆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是一个高峰。用方言来丰富它，需要极严格的挑选和高度的鉴别力。因为在我国有许多地方的语言和发音是玉石杂糅，有真正的珠宝，也有很多噪聒的、听上去不愉快的字。
至于发音，恐怕元音脱落的发音，要算最刺耳难听了。还有尽人皆知的“但是”。写西伯利亚和远东题材的作家，认为这个词是差不多全部人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头禅。
假如一个方言生动，音调铿锵，含义清楚的，那么它可以丰富语言。
应该完全不加枯索的解释，也不用添加边注，便使人了解这种词。应该把这些词儿巧妙地穿插在其他词中，使读者无须借助作者或编者的旁注，便可按其前后关系一目了然。
一个生涩难解的词儿，会给读者破坏最好的作品结构。
不过这并不是说文学只有当它清晰明了的时候，它才存在，才起作用。晦涩而暧昧的，或者故作深奥的文学，只有作者本人需要，人民是根本不需要的。
空气越清洁，阳光也就越灿烂。作品越清晰，作品的美也愈完善，它给予人类心灵的影响就愈强烈。列夫·托尔斯泰简单扼要地阐明了这种思想：“质朴是美的必要条件”。
从我听到的许多方言中，譬如乌拉基米尔省和梁赞省的，当然有一部分听不懂，也没有意思，但偶然也碰到异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譬如，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这些省份里保存着的词儿——地平线。
从高耸的奥卡河岸上，可以看见广袤的地平线，就在这儿坐落着“奥科叶莫沃村”。村中居民说从奥科叶莫沃村可以“看到半个俄罗斯”。
地平线——就是我们的眼睛在大地上所能达到的一切，或者，说句古话，就是“目光所及”的一切。这就是地平线一词的来源。
“星火”一词也非常优美，——在这些省份里（也不止在这些省份里）民间用这个词来称呼昴星团。
由于声音相近，这个字引起一种关于寒冷的太空的“火焰”的概念（昴星团非常明亮，特别是在秋天，当它们在暗夜的太空中熊熊的燃起的时候，的确象银色的火焰）。
这样的词儿也给现代文学语言添上了光彩，虽然，比方说，梁赞话不说“沉没了”而说“没了”，没有表现力，不大明白，因而在全民语言中没有一点存在的权力。代替“可以”的因其古语特性而饶有趣味的“好”，也是同样情形。
在梁赞乡间，现在还可以听到差不多象这样的责难之声：
“哎，小伙子，怎么好（可以）这样调皮！简直个别（不许）这样。”
所有这些字眼——我都是从一个老人——梁赞省索洛契村的一个孤独的农民谢苗·华西利耶维奇·叶列新的日常谈话中听来的，这位老人有一颗完全稚气的童心，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一个贫穷的人，但并不是因为他穷苦，而是因为他自奉极薄。他在一九五四年冬与世长辞了。
谢苗老爹是俄罗斯性格的最纯正的典范——自尊、公正、慷慨，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的生活很艰苦。
他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使人听了终生不忘，他喜欢讲小饭馆，这种地方在争论、喝茶和马合烟气中“庄稼汉通宵达旦地吵吵嚷嚷”。他很久不承认集体农庄的茶馆，因为那里要凭“食券”（收款票）吃东西。他觉得这件事别扭：“我要食券干啥！我花了钱就拿小菜来，别的少罗嗉！”
谢苗老爹有一个未实现的宝贵的梦想——就是想作一个细工木匠，作一个全世界都为他的奇幻的作品而惊异的细工木匠艺术家。
但这个一时的梦想变成了长期的热烈的争论：应该怎样镶“齐”窗户花框和怎样修补踏坏的小阶磴。在这儿他用了一个那么奥妙的术语，简直没办法记住。
人是怎样美化他所生存的地方的啊！谢苗死了，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地方失去了那么多的魔力，很难提起精神到河岸上，到垂柳中的茔地的沙丘上去，据说，在他的坟上摆着一块灰色的麻石磨盘。
在寻找字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忽视。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那儿会碰到一个真正的词儿。
当我研究海、海洋方面的事情和海员语汇的时候，我开始读航路图志——船长他们的指南书。这种书中搜集了每一个海洋一切必要的资料，记述了深度、潜流、风、岸、港口、灯塔、暗礁、沙洲以及安全航行所必须知道的一切。每一个海洋都有航路图志。
我弄到手的第一本是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路图志。我开始读起来，并为它的瑰丽多采的语言——那种准确而又难以捉摸的独创的语言——惊呆了。
不久，我知道了这种语言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每间隔一定年限，便有佚名作者的航海图志问世。而且每一代海员都在里面作了修改。所以在航海图志里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一百多年间语言变化的全部情况。现代的语言跟我们曾祖父和祖父一辈的语言杂陈在一起。
在航海图志中可以看出某些概念起了极大的变化。譬如，在航海图志中，记述最剧烈、破坏性极大的风——诺沃罗西斯克东北风（冽风）——时这样说道：
“东北风时海岸为浓重之愁云所遮蔽。”
我们的曾祖一代把“愁云”当作浓雾讲，我们却用来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
所有的航海术语以及海员的口语都是丰富多采的。从“风蔷薇”到“轰传的四十度”（这不是诗歌随意用的字眼，而是这些纬度在航海文件中的名称）都可以用来写成长诗。
可是，所有这些战船和货船、小帆船和快船、桅缆和帆桁、扬锚机和海军铁锚、“樯楼”值班、船钟和测程仪的音响、涡轮机的隆隆声、汽笛、船尾旗、强大的风暴、台风、雾、耀眼的平波、浮灯塔、“绝”岸和“险峭的”海岬、海里和锚链长，即是在亚历山大·格林称之为“航海风景画”的一切之中，该含孕着多么奔放的浪漫情调。
水手的语言有力，新鲜，充满了沉潜的幽默。他们的语言应该和其他行业语言一样来专门研究。
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