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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拚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作，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象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迭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象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象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象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作家不习惯在小纸上写作或象记者那样在窄条排样上写作。手要不停地写，因为甚至这个最不足道的刹那的耽搁，都可以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显然，意识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就我所知，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很可以理解。因为没有比热闹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独，当然，这必须没有人直接打断你的思路，没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象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象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轻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象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仓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仓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象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象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象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第十五章 白夜
一般旧轮船离开了沃兹涅先尼耶的码头，驶入了奥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宁格勒宫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间看到白夜。
在东方，低悬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没有一点光辉。
轮船激起的波浪，漂着松树皮，无声地滚向远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钟楼上击着铜钟，响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钟声仍然传到了我们这里，并且绕过轮船，在平静的湖面上，飘到挂着月亮的透明的暮霭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白夜的恼人的光辉？是神秘的呢？还是魔幻的？
这些夜晚，总使我觉得大自然过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气和奇幻的银箔色的光辉。
眼望着这种美、这些销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无法忍受。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样，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们一种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来，但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别是荒芜的花园中在暮春时节雕谢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这种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特别多。在这里没有人把它折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许是因为花已经谢了。
我是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的。当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正在计划出版一套叫作工厂史的丛书。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同时决定分成几个“工作组”——当时这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学界——进行工作。
高尔基建议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定了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工厂是彼得大帝创设的，最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铸铜，革命后，改为制造运输车辆的工厂。
我拒绝了工作组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有些人类活动的倾域，共同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写作工作。到头来，顶多能够辑成一个各种体裁的特写文集，而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书来。我认为，不管题材有什么独特之点，一本书总应该有作家的个性，有他对现实，风格和语言的理解的一切特点。
我想，这就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能同时拉一只提琴一样，也不能共同写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了。他皱着眉，照例，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子，想了一下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负的。您还是搞吧！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书回来。一定！”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这一次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书来。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大大地使我工作轻快顺利。显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征，例如，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转动听的诺夫戈罗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鹅颈般弯曲的黑划子，给杂色万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来。
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当时是一片荒凉。大街上铺着一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块。整个城市好象是云母筑的，这大概是由于湖土的白色闪光和灰白色难看的、但却不讨厌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档案所和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有关彼得罗夫工厂的资料。工厂的历史原来很复杂，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农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师，加龙铸造法，水力机械，风俗习惯，这一切都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读完这—切之后，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几天，这里有一座在建筑美方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着，在它晶莹的、有弹性的飞瀑中，带下了直立的松树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日落时看到的。看来，要完成这种建筑，需要首饰匠几世纪的劳动才能落成。但其实是我们的普通的木匠在一段短短的时限内筑成的。
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看见了许多湖泊、森林、多次光辉柔和的太阳和隐隐的远方，但是碰到的人却很少。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首先写就了我这未来的作品的大纲。其中有很多史料和描写，但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这里，就在卡累利阿动笔，所以在退休的女教师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家里赁了一间房子。女房东完全象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婆，除了一副眼镜和懂得法语而外，没有—点象女教师的地方。
我着手按计划写书，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而书简直在我手下分散开来。我怎么也不能使材料连起来，融成一体，让它自然发展。
材料松散。一些生动的段落互不连贯，上下不接气。它们一个一个孤单单地楞在那里，和那唯一能够给这些档案材料注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和生动的细节、时代的气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命运毫无联系。
我描写水力机械、生产工作、匠人，我一面写着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对这一切还没有自己的态度，当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气息还没给予这些材料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总之，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顺便说说，当时我了解写机器必须和写人一样，要懂得它们，爱它们，为它们欢乐和痛苦。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总是为机器感受肉体的苦楚。就比方“胜利牌”汽车吧，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上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于汽车本身。这个例子或者不太恰当，不过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写机器，那你便要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它们。我发现优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这样对待机器的。）
没有比面对写作材料一筹莫展再难过的了。
我这时感到我是一个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编校康德哲学似的。
而高尔基的这两句话：“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回书来”，有时候刺着我。
而且还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圣崇拜的写作技巧的一个基本条件落空了。我认为只有能轻易地、不失掉个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决定投降，什么也不写，离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就这样来结束了这个局面。
除了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而外，没有人可以听听我的伤心事。我本来准备跟她谈谈我的失败了，原来她凭一种想必是老教师的经验已经觉察到了。
“您好象我们中学里那些儍丫头在考试前一样，”她跟我说。“光是一个劲往脑袋里塞，弄得昏头昏脑，也不懂什么重要，什么毫无用场，您不过是疲劳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