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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然照你的兴趣选择了生活，”沙梅最后对她埋怨地说，“那就祝你幸福。”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苏珊娜回答说，突然眼眶里闪着泪光。
“你别激动，我的小娃娃，”年轻的演员不满意地拉长声音说，同时又重复道：“我的迷人的小娃娃。”
“假如有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苏珊娜叹息说。“那便一定会幸福的。我记得你在船上讲的故事，约翰。”
“谁知道呢！”沙梅回答说。“可是不管怎样，送给你金蔷薇的不会是这位先生。请原谅，我是个当兵的。我不喜欢这种绣花枕。”
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演员耸了耸肩膀。马车向前开动了。
通常，沙梅把一天从手工艺作坊扫出来的垃圾统统扔掉。但是在这次跟苏珊娜相遇之后，他便不再把那从首饰作坊扫出来的垃圾扔掉了。他开始把这里的尘土悄悄地收到一起，装到口袋里，带到他的草房里来。邻居们认为这个清洁工“疯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尘土里有一些金屑，因为首饰匠们工作的时候，总要锉掉少许金子的。
沙梅决定把首饰作坊的尘土里的金子筛出来，然后把这些金子铸成一块小金锭，用这块金锭，为了使苏珊娜幸福，打成一朵小小的金蔷薇。说不定象母亲跟他说过的，它可以使许多普通的人幸福。谁知道呢！他决定在这朵金蔷薇没做成之前，不和苏珊娜见面。
这件事沙梅对谁也没说过。他怕当局和警察。狗腿子们什么事想不到呢。他们会说他是小偷，把他关到牢里去，没收他的金子。怎么说也罢，金子本来是别人的。
沙梅在没入伍之前，曾经在村子里给教区神甫当过雇工，所以他懂得怎样筛簸谷子。这些知识现在用得着了。他想起了怎样簸谷子，沉甸甸的谷粒怎样落到地上，而轻的尘土怎样随风远扬。
沙梅作了一个小筛机，每天深夜，他就在院子里把首饰作坊的尘土簸来簸去。在没有看到凹槽里隐约闪现出来的金色粉末之前，他总是焦灼不安。
不少日月逝去了，金屑已经积到可以铸成一小块金锭。但沙梅还迟迟不敢把它送给首饰匠去打成蔷薇。
他并不是没有钱——要是把这块金锭的三分之一作手工费，任何一个首饰匠都会收下这件活计，而且会很满意的。
问题并不在这里。跟苏珊娜见面的时辰一天比一天近了。但从某一个时候起，沙梅却开始惧怕这个日子。
他想把那久已赶到心灵深处去了的全部温柔，只献给她，只献给絮姬。可是谁需要一个形容憔悴的怪物的温柔呢！沙梅早就看出来，所有碰上他的人，唯一的愿望便是赶快离开他，赶快忘记他那张干瘪的灰色的脸，松弛的皮肤和刺人的目光。
在他的草房里有一片破镜子。偶尔沙梅也照一下，但他总是发出痛苦的骂声，立刻把它扔到一边去。最好还是不看自己——这个蠢笨的、拖着两条风湿的腿蹒跚着的丑东西。
当蔷薇终于做成了的时候，沙梅才听说絮姬在一年前，已经从巴黎到美国去了，人家说，这一去永不再回来了。连一个能够把她的住址告诉沙梅的人都没有。
在最初的一刹那，沙梅甚至感到了轻松。但随后他那指望跟苏珊娜温柔而轻快地相见的全部希望，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锈铁。这片刺人的碎片，梗在沙梅的胸中，在心的旁边，于是他祷告上帝，让这块锈铁快点刺进这颗羸弱的心里去：让它永远停止跳动。
沙梅不再去打扫作坊了。他在自己的草房里躺了好几天，面对着墙。他沉默着，只有一次，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他立刻拿旧上衣的一只袖子把自己眼睛捂住了。但谁也没看见。邻居们甚至都没到沙梅这里来——家家都有操心事。
守望着沙梅的只有那个上了年纪的首饰匠一个人，就是他，用金锭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细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
首饰匠常常来看沙梅，但没给他带过药来。他认为这是无益的。
果然，沙梅在一次首饰匠来探望他的时候，悄悄地死去了。首饰匠抬起了清洁工的头，从灰色的枕头下，拿出来用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包着的金蔷薇，然后掩上嘎吱作响的门扉，不慌不忙地走了。发带上有一股老鼠的气味。
晚秋时节。晚风和闪烁的灯火，摇曳着苍茫的暮色。首饰匠想起了沙梅的面孔在死后是怎样改变了。它变得严峻而静穆。首饰匠甚至觉得这张面孔的痛楚，是非常好看的。
“生所未赐予的，而死却给补偿了。”好转这种无聊念头的首饰匠想到这里，便粗浊地叹息了一声。
首饰匠很快就把这朵金蔷薇卖给了一位不修边幅的文学家；依首饰匠看来，这位文学家并不是那么富裕，有资格买这样贵重的东西。
显然，首饰匠给这位文学家叙述的金蔷薇的历史，在这次交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感谢这位年老的文学家，多亏他的杂记，有些人才知道从前第二十七殖民军的兵士约翰·埃尔奈斯特·沙梅一生中的这段悲惨的经历。
顺便提一提，这位老文学家在他的杂记中这样写道：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沙梅的金蔷薇，让我觉得有几分象我们的创作活动。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花过劳力去探索过，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中，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的洪流来的。
“但是，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第二章 碑铭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
——萨尔第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给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间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栅门，经过一栋封闭了的别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径。
在这栋别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它们。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见的罅缝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别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窥视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没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惊涛拍岸声，而是冰的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养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
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鲜鱼。也和千百年前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澎湃，象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
但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