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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全国都知道而且象亲人一般热爱着的那个可爱的契诃夫的玛莎——的温柔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到这个纪念馆去是在一九四九年。
我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闲坐在楼下的露台上。郁馥的白色花丛遮住了海和雅尔达。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这一丛郁葱的灌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栽的，这花仿佛有个古怪的名字，但是她想不起来了。
她这些话说得那样平淡自然，就好象契诃夫还活着，刚不久还在这里，只不过暂时到哪儿——到莫斯科或者尼斯①——去了似的。
【①尼斯：法国南部的城市。】
我在契诃夫的花园里摘下一朵茶花，送给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里作客的小姑娘。但这位粗心大意的“茶花女”把这朵花从桥上掉到武昌—苏山溪里，于是它漂到黑海去了。跟她不能生气，特别是在好象随便哪里都会碰到契诃夫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他若是听见，因为掉了一朵从他园里摘来的小花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去责备一个灰眼睛的惶惑的小姑娘，他会不高兴的。
（二）亚历山大·布洛克
布洛克有一首早期的不大著名的诗：温暖的夜笼罩着岛屿。
其中有一行诗，悠扬而缠绵，使人回忆起那模糊的青春时代的全部美来：
“我那遥远的梦幻的春天……”
这是一句不同凡响的话。这是光，整个布洛克便是由这种光造成的。
每当我到列宁格勒的时候，我都想（不是坐电车或汽车，而是徒步）到普利亚日卡河上去看看布洛克的故居。
有一次，我在荒凉的街区和淤塞的运河中间迷了路，始终没找到布洛克纪念馆。但我偶然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巷里看到一幢褪了色的砖房子上有一块纪念牌。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住过。
不久前，我终于找到了普利亚日卡河岸街上的布洛克纪念馆。
深秋用落叶填满了污浊的河流，普利亚日卡河彼岸便是市郊的工人码头区。看得见工厂、造船厂、船桅、烟、苍白的黄昏前的天空。但普利亚日卡河上却是荒凉而寂静，好象在窎远的边陲地方。
对象布洛克这样的诗人说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奇怪的隐身的地方。布洛克所以找这么一个寂静而且近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可以使心猿意马的人类心灵趋于平静。
（三）吉·德·莫泊桑
他的生活对我们是一个谜。
——芮纳尔论莫泊桑
莫泊桑在里维拉有一艘游艇叫作“漂亮的朋友”。他的一篇最悲惨、最惊人的作品在水上就是在这艘游艇上写戍的。
在“漂亮的朋友”上，莫泊桑用了两个水手。年岁大一点的一个叫伯尔纳。
水手们一丝一毫也没让莫泊桑看出，他们在为他耽忧，虽然他们看到近来他们的“主人”有些不对，不用说脑子里的思想，就光是那份受不住的头疼也能便他发疯。
莫泊桑与世长辞的时候，这两个水手给巴黎一家报馆的编辑部写了一封简短的笨拙的信，这封信充满了人类沉重的哀痛。也许只有这两个普通的人，与一般对莫泊桑的那仲错误的看法不同，知道他们的主人有一颗痛苦的羞怯的心。
他们能够用什么纪念莫泊桑呢？只能尽一切力量随他这艘心爱的游艇不落到一个陌生而冷淡的人手里。
他们竭尽了全力。他们尽一切可能拖延出售。但他们全是穷人，只有上帝知道，这对他们该是多么不易。
他们恳求莫泊桑的朋友，法国的作家们，但都归于徒劳。这般游艇终于转给豪富而无所事事的巴台莱米伯爵了。
伯尔纳临死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
“我想，我是一个不坏的水手。”
这一句话，把他认为自己崇高地活了一生的想法再朴素没有地表达了出来。可惜，很少有人有充分权利这样对自己下结论。
这些话是莫泊桑借他的水手的口留给我们的遗嘱。
他走了一段迅速得惊人的写作道路。“我象一颗流星一样，堕入了文学生涯，”他说，“我将如闪电一般飞出去。”
他是人类缺陷的无情的观察者，把生活叫作“作家的临床诊所”的解剖家，在临终前不久，他所追求的是纯洁，是对痛苦的爱情和欢乐的爱情的赞美。
甚至在弥留之际，当他觉得他的脑子整个被一种毒盐伤害着的时候，他还绝望地想到在他这匆促而疲惫不堪的一生中他屏弃了多少真诚的热情。
他呼唤人们往哪儿去？他把人们带往何处？他约许过他们什么？他用自己那双有力的桡夫和作家的手帮助过他们吗？
他明白，他没作到这一点；他明白，假如在他的作品中加上同情心，那么他会作为善的化身而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他象一个弃儿，皱着眉羞怯地觊觎着温柔。他相信爱情不仅是热望，而且是牺牲，是掩藏着的喜悦，也是这世界上的诗。但是已经晚了，剩给他的只有良心的谴责和遗恼终生了。
他很惋惜，而且深深恼恨自己那样漫不经心地抛弃和嘲弄了幸福。他想起了俄国的女画家芭希基尔采娃，当时，她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爱上了他，他却用打趣的、甚至有几分搔首弄姿的书信，回答了这种爱情。他那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其余他什么也不需要了。
可是芭希基尔采娃又算得什么呢！他更加怜惜的是巴黎一家工厂的一个年轻女工。
保罗·布耳热叙述过这段故事。莫泊桑会感到愤慨。是谁授权给这位沙龙心理学家放肆地闯入真正的人类悲剧中去的呢？当然是他莫泊桑应负其疚。但是，当他已无能为力，而且盐在他脑子里一层一层沉淀下去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能怎么样呢！他有时甚至听见盐的尖利的小晶体在刺人脑子时发出细碎的声音。
一个女工！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她读过许多他的小说，生平只见过莫泊桑一面，便以整个心灵——和她晶亮的眸子一样纯洁的心灵——爱上了他。
天真的姑娘！她打听到莫泊桑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于是一种把自己生命献给他，关怀他，作他的朋友、妻子、奴隶和婢女的疯狂想法，是那样的强烈，使她无力抵抗。
她当时很穷，衣衫也很褴褛。整整一年之中，她忍饥挨饿，把钱一个生丁一个生丁地积累起来，好给自己办一身优雅的装束，然后去看莫泊桑。
衣衫鞋袜终于办好了。一大清早，她便醒来，巴黎还在酣睡，残梦象雾一般笼罩着巴黎，初升的太阳不很明亮地透过这雾照射下来。这是唯一在街心菩提树林荫道上可以听见鸟语的时辰。
她用冷水洗了一个淋浴，慢慢地、小心地、好象挂上什么轻巧的芳香的珠宝似地，把极薄的袜子和一双发亮的小鞋穿上，最后才穿上了漂亮的衣裳。她照了照镜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影子。在面前立着一个身材苗条的美丽的少女，脸上显出快乐和激动的神情，还有一双由于爱情而发乌的眸子和两片柔软的红唇。是的，她就要这样站在莫泊桑面前，向他告白一切的。
莫泊桑当时住在郊外别墅里。她在栅门上拉了铃。给她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浪子，一个无耻的好色之徒。他眼睛紧紧地盯住她，冷笑着，跟她说，莫泊桑先生不在家，他和他的情妇到爱特烈塔去了，几天就回来。
她尖叫一声，急忙转过身子，用一只戴着綳得紧紧的羔皮手套的小手扶着栅墙的铁柱走去。
莫泊桑的朋友赶上了她，把她扶上了一辆马车，送到巴黎去。她哭着，无头无尾地说她要报仇，就在那天晚上，她故意跟自己作对，故意叫莫泊桑生气，她委身给这个荡子了。
一年之后，她成了巴黎的一个年轻的名妓了。而莫泊桑，在那个时候从他那个朋友口里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既没有赶他出去，也没有给他一个耳光，更没有要和他决斗，而只是冷笑了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个姑娘的故事满好玩。不错，这或许还是一篇不坏的小说题材哩。
多可怕啊，现在不能使时间倒流，回到几年前，就是回到这个姑娘象温馨的春天一般站在他住宅的栅门外，在伸给他的一双小手里，轻信地捧着她的心的时候！
他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他用他所能想得出来的最温柔的名字轻声地唤着她。
他疼得直扭身子。他，这个高不可攀的、伟大的莫泊桑，愿去吻她的足迹，恳求她的饶恕。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整个故事只能供布耳热再写一篇不可解的人类感情方面的可笑的轶事。
不可解吗？不，现在他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些感情是绝美的！是我们这个残阙世界的至圣之物！若不是这盐，现在他便会竭尽他的才华和艺术技巧来歌颂它。盐在伤害着他，虽然他大口大口地吐，整口整口地吐，气味刺鼻。
（四）马克西姆·高尔基
关于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文章是如此之多，假如他不是一个象取之不尽的源泉一样的人，那便很容易使人踌躇不前，而不能在已经写出的东西外再添加一行了。
高尔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甚至敢于说，有一种“高尔基的感情”，一种他经常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的感觉。
就我看来，在高尔基身上体现着整个俄罗斯。如没有伏尔加河我不能想象俄罗斯一样，我也不能想象在俄罗斯没有高尔基。
他是有无穷无尽的才干的俄罗斯人民的全权代表。他热爱俄罗斯，而且深刻地了解俄罗斯，用地质学家的话来说，他知道各个“断面”——不论在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他没忽略过这个国度里的任何一件事物，而且没有一件事物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即高尔基方式来分析和观察的。
他是一个具有各种才干的人，一个决定时代的人。象高尔基这样的人，可以从他开始一个新纪元。
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那异常风雅的外表首先使我威到惊奇，尽管他有点驼背，声音有点喑哑。他正在精神上成熟和鼎盛的阶段，这个时候，内心的完善，在他的外表、谈话的姿态和风度、衣著——在整个人的风采上，都显露了出来，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形象。
这种和自信力结合着的雅致，在他那宽阔的手上，在恳挚的目光中，在步态中，以及在他那随便的、甚至有几分象艺术家那样不修边幅的衣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高尔基的形象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就象一个作家给我说的那个样子。他在克里米亚，在捷谢里的高尔基寓所里作过客。
这位作家有一天起得很早，他走到窗边。在海上刮着疾行的风暴。从南方吹来有力而从容的风，花园里一片喧嚣，风信旗刷刷地响着。
离开作家住的房子不远，有一棵高大的白杨。要是果戈理便会说是一棵冲天的白杨。这位作家看到高尔基站在这棵白杨旁边，仰着头，拄着手杖，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这棵大树。
风把白杨的沉重而茂密的叶子吹得乱晃，发出瑟瑟的响声。在风中，树叶翻向一方，露出银色的背面。整棵树象一架大风琴似的呜呜响着。
高尔基摘下了帽子，久久地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白杨。然后，他说了些什么，向花园深处走去了，但几次停下来，回顾这棵白杨。
吃晚饭的时候，这位作家鼓足了勇气，问高尔基在白杨树旁边说什么来着。高尔基并未诧异，回答说：
“既然你在暗中监视我，好啦，我只好承认罗。我说——多大的力量啊！”
有一次，我到高尔基郊外别墅去看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夏天，到处飘荡着鬈发般的浮云，淡淡的阴影，使得莫斯科河对岸的百花缭乱的绿丘斑斓眩目。和风在河上吹过。
高尔基跟我谈到我最近的一个中篇小说科尔希达，把我当成了亚热带自然的专家。这使我狼狈不堪。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争论狗会不会生疟疾，高尔基最后让步了，甚至还慈祥地含笑着说起，他有一次在波蒂附近看见过一群闹疟疾的羽毛蓬乱且咯咯哼着的母鸡。
他说得那样清楚、那样有风趣，现在我们当中，已经没有人会说得这样动人了。
当时我刚刚读完我们的海员，格尔涅特船长写的一本非常罕见的书。书的名字叫《冰苔》。
格尔涅特一度是苏联驻日本海军代表，这本书便是在那里写的，他自己排的版，因为没找到懂俄语的日本排字工人，一共只印了五百本，用的是日本薄纸。
在这本书里，格尔涅特船长陈述了使中新世的亚热带气候重新回到欧洲的别出心裁的理论。在中新世的时代，在芬兰湾沿岸，甚至在斯匹次培根群岛都布满木兰和柏树的大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