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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
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以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
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穆里塔图里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为。
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
他们命令兵士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
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欧洲去了。
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他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
但都是徒然。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象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穆里塔图里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随身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爱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别想念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男孩。他怕这个男孩子会忘记对人们信任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引出他过早的眼泪。
穆里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是毕竟有过这么一回事！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但条件是他不许再在别处出版。
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图里同意了。他回到祖国来了。他们甚至只给了他很少一点钱。但稿子并没有出版。他们买去手稿，仅仅是为了解除这个人的武装。当这个火药桶没落到他们手里之前，荷兰的商人和荷兰当局是不会安心的。
穆里塔图里终于没等看到正义便死去了。他还能够写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写出那些所谓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的血写成的书。
他尽其所能地斗争过，他牺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不久就会给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立纪念碑。
这就是把两个伟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在疯狂般忠实于自己的事业这一方面，穆里塔图里有他的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和他同时代，艺术家文钦特·梵·高。
很难找到象梵·高这样一生为了艺术而忘却自己的例子了。他向往在法国创立一所“艺术家协会”——一种特殊的公社，在这里什么人都不能使他们离弃绘画。
梵·高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他在吃马铃薯的人们和囚徒的散步两幅画里，已沉沦到人类悲哀的绝底。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
艺术家的事业是产生欢乐。他用他掌握得最有力的手段一彩色——创造了欢乐。
他在画布上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好象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清净了，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变成了化为无数朴素花环的阳光。
为了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颜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们无穷的变幻停住了。
在这之后，难道能够说梵·高对人冷漠无情吗？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闪烁着各种彩色及其最精微的变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类。
他赤贫、高傲且远离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了最后的一块面包，从他自身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社会的不义。他蔑视那些廉价的成就。
当然，他不是个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疯狂般相信劳动的人们——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的未来。他没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赞颂大地的画——献给，实际上已经献给了未来的宝库。
从美的各种形式中，梵·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色调无可非议的和谐，这一大自然的特征，这些色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时时刻刻都在转换、但一年四季到处一样美丽的大地的彩色……这一切无时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时候了，应该恢复以公正态度来对待梵·高，对待乌鲁别里、鲍里索夫…穆萨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了。
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难道还用证明吗？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该把那些因为美不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伪君子从我们之中驱逐出去。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倾域在绘画中旁涉一笔。我认为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帮助作家提高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无论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希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作一个和一切人—样的人。”
第三章 一束假花
当我想到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次使人拿起笔来而一生不放下的呢？
很难想起来，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明显，写作，象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说来，和成年时代不同。在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更滂霈，天更苍蔚，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
对孩子说来，每一个大人都好象有点神秘——不管他是带着一套刨子，有一股刨花味儿的木匠也好，或者是知道为什么把草叶染成绿色的学者也好。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
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微细的。
对生活即对不断发生的新事物的感觉，就是肥沃的土壤，就在这块土壤上，艺术开花结实。
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当然写过诗，而且写得如此之多，一个月里竟把一大厚本笔记簿写满了。
诗写得很坏——绮靡，矫饰，而我当时却觉得很美丽；
这些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仅仅还记住几节。譬如象：
哦，摘去那枯茎上的花朵吧！
两丝儿静静地落到田野上。
在那燃烧着绛红色秋天落日的天边，
黄叶纷纷飘零……
这仅是一点点。越到后来我就越把什么华丽的东西，连那毫无意义的美都硬塞进诗里去了：
怀念可爱的萨迪的忧伤，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
在那迟缓的岁月的篇章里……
为什么忧伤会“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无论是当时，无论是现在我都不能解释。仅仅是文字的音调吸引了我。我没考虑到意思。
我写海的诗最多。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知道海。
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既不是黑海，也不是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而是盛装的“一般的海”。这个海汇合了千奇百怪的色调，各种铺张扬厉以及丧失了真实人物、时间、真实地点的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在那个时候，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我的眼中，宛如浓密的大气一般，围绕着地球。
这是冒着泡沫、快乐的海——是长着翅膀的船和勇敢的航海家的故乡。灯塔在海岸上闪着绿宝石的光辉。在港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蓬蓬勃勃。美丽得罕见的黝黑的女人，按着我这个作者的意志，陷入了残酷的热情的焚烧。
实际上，我的诗矫饰一年少似一年，这种异想天开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诗中消散了。
但说实话，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总免不了有点异想天开，我们且不去管他是对热带的还是内战时期的幻想。
异想天开给生活增加了一分不平凡的色彩，这是每一个青年和善感的人所必须的。
狄德罗说得对，他说艺术就是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东西，在不平凡中找到平凡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不诅咒我童年时代对异想天开的迷恋。
在童年时代，谁没围攻过古代的城堡，谁没死在麦哲伦海峡或新大陆海滨上的风帆撕成碎片的船上，谁没和恰巴耶夫一起坐着马车奔驰在外乌拉尔草原上，谁没寻找过被史蒂文生那样巧妙地藏在一个秘密的荒岛上的宝库，谁没听过鲍罗金诺之战的旗帜拍打声，谁没在印度斯坦的不能通行的密林中帮助过毛格里？
我常常在乡村里居住，细心观察着集体农庄的孩子们游戏。在这些游戏中总有坐着木筏横渡大洋（在一个名字不大好听的叫作“牛犊”的小湖上）、飞向星球或发现神秘的国度等异想天开的事。譬如，邻居的孩子们在牧场上发现大家都不知道的国家。他们把它叫作“海湾”。那地方是一个湖，湖岸有很多湾子，生着那么多的芦苇，仅仅在中央能看见一汪湖水，好象一扇小窗子。
当然，异想天开没一下子从我意识里消失。它保存了很久，好象凝定的丁香的气息，停滞在花园里一样。它在我的眼睛里改变了熟悉的、甚至有点讨厌的基辅的面貌。
落日把它的花园都染上了金黄色。在德聂泊河的对岸，在黑暗中打着闪电。我觉得那里伸展开一个未知的——骤雨和潮湿的——国度，充满了树叶遁走的声音。
春给满城撒下了瓣上带着红斑点的浅黄色栗子花。它们是那样多，在下雨的时候，落花集成的堤坝堵住了雨水，几条街道变成了小小的湖沼。
雨后，基辅的天空象月长石镶的屋顶一般灿烂。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来：
春天的神秘力量君临着一切
在她的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