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遥媸堑模〖偃缢堑背醪皇桥蓝墙邮芾吐姿沟幕埃亲约旱纳钣指糜卸嗝吹爻涫担�
在我们那幢别墅里，每天早上，我们迎着地中海升起的太阳起床，快乐无比，心旷神怡。起床后，我常常—个人穿越密密匝匝的橄榄林，去特拉罗镇寄信。一路上，总使我这个北方佬花费不少时间来观赏那些迷人的橄榄树。这些树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风采，各领千秋一时间。风儿吹来，更是上下翩然，变幻莫测。可有时，它们又静得出奇，黑黝黝的一片纹丝不动。在这种清晨，太阳把它绝妙的、颤悠悠的影子投在长满苔鲜的石子路上。在我的右边，便是浩瀚的大海。如果在这儿遇上基督和他的门徒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吃惊的倒可能是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劳伦斯会谆谆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因为生命本身而感激生活。他自己总是那么虚弱，比大多数人更接近死神。因此，对生活中每一美妙的时刻他都抱以虔诚的拥戴，事无巨细，一概如此。可以说，在和劳伦斯一起生活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得生活。和他在一起，爱和爱的狂喜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总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生活的全都，即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十八年里，我们俩在其中得到平衡，享受了无数的乐趣。
谁敢说劳伦斯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没有最充分地利用生活！他享尽了生活的乐趣。这是因为他有很深的现实生活感。他知道什么点燃了一个人生命的火焰，那不是罗斯牌高级轿车，不是第一流的大饭店、电影院。他额头不高，也不算低，但却以真正的天才把握了生活的核心。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这种价值观。我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这么不能理解他？或许更多的可能是大家误解了他。
我想，当一个人呆在栅栏之内时，他看到的只是栅栏，还以为它们很漂亮，很美，可一旦走出圈子之外，他就会发现世界之大，而栅栏在他眼里就只能是栅栏而已了。这时，他会吃惊地发现，这些本以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其实是很容易翻越的矮小栅栏。至于那些在圈子里感到安全的人，就让他们去自得其所吧。栅栏不会计较，外面的大世界亦不会在乎。
。。
1913—1914年（5）
劳伦斯十分清楚世人对他的敌视。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俩都不知道这种敌视到底有多少。可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对抗日益加剧。当时，我们自己很忙，很少地注意世人的态度。我们自己的世界、尽管在别人眼里显得十分渺小、寒碜，却是一个真正坚强而不可征服的堡垒。
此外，我知道，在劳伦斯看来，世上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歌德所拥有的在宇宙间“我将永存”的感觉。他知道“我就是Ｄ．Ｈ？劳伦斯，从头到脚都是我自己。我在这儿开始生活，并在这儿结束一切。我的灵魂就在我的体内。其余的一切皆不是我，但我可以同所有不是我的事物发生联系。我对我周围的其他事物的特性了解越多，我自己也就越充实。”
一想起那位“看着文献”评述劳伦斯，只看见劳伦斯有一颗病态的淫欲的心的美国医生，我就禁不住地想放声大笑。我想，他一心想发现的就是人身上的疾病。因为《恋爱中的女人》里的尤索拉和伯金大吃大嚼甜菜根、火腿、肉馅饼，这位医生便大为恐慌。我想，这恐慌其实存在于这位好心的医生自己心中，试想，甜菜根、火腿、野味肉馅饼本身又有什么可恐慌的？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仅此而已。劳伦斯非常率直。如此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痛恨所有淫猥之物。
在他看来，那些精美的内衣裤以及所有用来唤起情欲的东西都很无聊。这一切都是在搞阴谋诡计。为何要这样呢？真正有激情的人是无须任何挑逗的。
１９１４年春天，劳伦斯和我离开菲谢利诺别墅到了伦敦。
我们住在朋友戈登？坎贝尔家里。当时他的妻子在爱尔兰，他的家在肯辛顿。在那儿，我们常见到默里家的人，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讨论。凯瑟琳娜年纪不大，却很老成，像个早熟的孩子。我想不到她这么小的年纪竟有那么多的悲伤。可她同默里的关系似乎很新鲜，很年轻。
我们找了一个管家，科尼比尔太太，她老在地下室里高唱“永远明亮、美丽的天使”。
坎贝尔十分眷恋他的爱尔兰，他把那说成是“阿尔兰”。每天吃早饭，他总因为爱尔兰而忧心仲忡，郁闷不乐。
在一个天色森然的星期天下午，我们想去外面玩玩。我们上了一条泰晤士河船，出发去里士满。一同前去的有坎贝尔、默里、凯瑟琳娜、劳伦斯和我。船上还有一些衣衫褴楼的乘客，其中一人在簧风琴上弹奏“引路吧，仁慈的光”。听着这沉闷的音乐，我们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沉默。再往前行，只见一路上不少人从船上把硬币扔在那源远悠长、丑陋不堪的泰晤士河的泥水里，而等在河边的小男孩则潜入水中去打捞那些硬币。泰晤士河的泥水似乎浸透了我们的灵魂，没多久，我们便忍耐不住，弃船坐车回去了。在车上，平素颇有风度的坎贝尔因为想抢先而踩了售票员的脚趾头，引来售票员的喊叫声：“喂，别慌里慌张好不好。”闻之，我和凯瑟琳娜都不由自主地乐了。
终于，我和劳伦斯在肯辛顿登记结婚了。去登记那天，坎贝尔和默里陪我们一起去了登记处。路上，劳伦斯飞快地跑出出租车，去一家五金铺买了一枚新的结婚戒指。我把老的那一枚给了凯瑟琳娜。如今，她已戴着那枚戒指安眠在法国的枫丹白露了。
1913—1914年（6）
我们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其实，我根本不在乎结婚不结婚。对我来说，那都一样。可劳伦斯却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成了值得让人尊敬的合法夫妇了。
那次初到伦敦，劳伦斯的写作已小有名气。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去认识那些有趣的人该多带劲儿呵！”可在那时，我的天哪，邀请我们去吃午饭的只是一些巴结社会名流的女主人。我的自尊心因此大受伤害。应该说，吃的还多少不赖，可你得坐在某位名字早已见报的人身旁，女主人根本就不知你是谁，是干什么的，还以为你是别的什么人，在你像小鸡那么被喂饱之后便把你视为累赘，希望早早把你打发走。因此，我和劳伦斯几乎不去这些场合。人们从来不知道和我们在一起会得到多大的乐趣。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无乐趣可言。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而处的。
有位朋友曾经问我：“劳伦斯和你来自不同的阶级，难道你没感到很不好相处吗？这种实际接触是否很难？敏感的你是否感到受到了委屈？”
我不知道是劳伦斯的天才，抑或是他自身作为人的素质，反正，我确确实实地感到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像他那么细致而敏感地意识到我的存在。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也曾绊绊撞撞，伤着自己，可谁也不会在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动于衷。对我来说，能如此生活在一种温情柔意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次大战（1）
不久，如晴天霹雳，一次大战爆发了。当时，劳伦斯正和两位朋友在英国北部的湖泊区观光，而我则独自在伦敦。劳伦斯赶回来后，我们同鲁普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了一顿饭。鲁普特？布鲁克的皮肤白皙得出奇，而且动辄就脸红，带着一种奇特的忧郁美。他是来同我们一起住的。甚至在那时我就想：“他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一定已经烦了。”他从来没显得高兴和满足过。记得埃迪？马什说过：“我们担心终有一天会爆发战争，但也许外交部和厄尔？格雷已经改变了这种形势。”
但我们还是无法相信他的话。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带血的和平重新开始了。”
然后，便宣了战。起先，它似乎只给人带来激奋。真是的！还激奋！起先，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结果。
我们在查林道车站看见一列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向前方开去。女人们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却强装出勇敢，抑住眼泪在那儿同她们的儿子或丈夫告别。这不由地使我因这些可怜的妇女而抽泣。我并不关心这些士兵，那么多的士兵是英国人，俄国人抑或是法国人。在这里，国籍只是一种偶然，永恒的却是悲哀。
劳伦斯对我的眼泪感到害臊。
他自己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战争而困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人也变得精神和抽象起来，对外界失去了知觉。而我这个从小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人则因此而被吓坏了。
劳伦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战斗。但他却竭尽全力在谴责这次“世界大战”。非人性、机械、纯粹的破坏！莫名其妙的破坏！
当劳埃德？乔治执政以后，劳伦斯完全丧失了对他的祖国的信心。那个非英国的劳埃德？乔治竟然代表了英国的威望？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战争，又是战争！劳伦斯感到，这无异于一种致命的疾病，人类尊严的崩溃。而我只是感到害怕，所有基本的本能消失了，安全丧失了。
一天晚上，我们从一位朋友家回来，走过汉普斯特德时碰到了一大群人。天空上，乌云翻卷，一架德国飞机在头顶飞过。当时我想：“这架飞机上说不定坐着我年轻时一起跳过舞、一起玩耍过的德国人。如今他们给这儿带来了毁灭和死亡。要是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知道我也是德国人的话，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我们神色黯然地回家了。在那么多的恐惧面前，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偏僻的伯克郡找了座别墅住下。可即便在那儿，也不时地有人对我们不放心。甚至当我们在附近的树篱旁采摘黑草莓时，也会有警察突然在我们背后的灌木丛里冒出来，询问我们的身份。劳伦斯，这个在写作中那么勇敢无畏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他视为一个邪恶的人物？我以为，这不是他的行动诡秘，而是因为别人的阴暗心理。有一个女人甚至吹嘘说，她曾把我们作为间谍撵出了康沃尔。
我们住的地方靠近吉本和玛丽？坎南的磨坊，到默里家也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在黑森森的冬夜，我们会穿越光裸的树林和只剩下死白菜根散发着腐烂味的田地，去看望他们了。
一次大战（2）
坎贝尔曾来我们这儿度过了一个周末。他在伦敦时那么高贵文雅，如今戴了一顶旧的便帽，腋下夹着一根很粗的手杖。在我看来，他很像一个爱尔兰流浪汉。他还在为他的“阿尔兰”故乡而悲悲戚戚。
圣诞节到了。我们用冬青树和槲寄生把小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又是煮、又是烧、又是烤、又是煎地做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坎贝尔和科特里昂斯基来了，默里夫妇来了，格特勒和坎南夫妇也来了。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饭后，我们在摇摇晃晃的地板上跳起舞来。吉伯特昂起头，高声唱道：“我感到，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一只鹰。”
科特里昂斯基满怀深情地唱起了他的希伯莱歌曲，而凯瑟琳娜则拉长了她那张古怪的脸，唱起了一首哀歌：
我是个不幸的人，
落进了煤洞里，
跌折了我的腿，
还因为偷煤而关了三个月。
我是个不幸的人，
即便天上下着汤，
我也没有匙子，
唯有一把饭叉。
她还用法语唱道：
你的糖汁很甜，小蛋糕，
你的糖汁很甜。
别大声嚷嚷，小蛋糕，
这屋子并不属于我们。
我很喜欢这歌的曲调。可一当我试着唱时，劳伦斯马上制止了我。他觉得这歌的节奏太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欢快的聚会，在接下去几年里，我们都不曾这么高兴过。
到了春天，我们去苏塞克斯同梅内尔夫妇住在一起。我们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些孩子们。当时，莫尼克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住的房子是维奥莱特租给我们的，我只隐约记得艾阳丝？梅内尔的形象，脑子里只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她由维尔弗莱德引着穿越草坪，就好像比阿特丽斯在但丁的引导下默默地向前走去一样。
此间，我听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可我对什么人也没说，只是让它成为我的秘密。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劳伦斯，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总不至于期望你父亲陪伴你一生吧？”当时，伯特兰？拉塞尔给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