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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我们八点开始，午祷钟敲响十二点便收工。
我们先把马伺候好，给它刷刷毛，在木槽里添上燕麦，桶里盛上水。汉农先生教我怎样给马套上马具，然后让我把马赶到平板车的车辕里。他说：老天，弗兰基，你真有天分。
这让我非常开心，我真想就这样爬上爬下，赶车为生了。
有两个人往那些袋子里装满煤和泥炭，然后放到一个大铁秤上称重，每个袋子有一百磅重。汉农先生去办公室领送煤券时，他们把煤袋摞到平板车上。装袋的人干得很快，轮到我们送煤了，汉农先生坐上平板车的左侧，轻轻挥了一下鞭子，示意我去右侧坐。爬上平板车可不容易，它实在太高了，还堆满煤袋。我想从车轮爬上去。汉农先生说我不可以那样干，一旦把马套进车辕，就千万别把手或腿靠近车轮。马可能会突然来了兴致，想散散步，那样你的腿或胳膊就会卷进车轮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和身体分家。他冲那马吆喝：驾，马晃了晃头，马具扯得嘎嘎响。汉农先生笑了。这匹傻马勤快，他说，几个小时都不会停下来扯扯马具。
下雨了，我们把旧煤袋披在身上。汉农先生倒咬着烟斗，免得淋湿烟草。他说雨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沉，但抱怨又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去抱怨一下非洲的太阳？
我们穿过萨斯菲德桥，去恩尼斯路和北环路送煤。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汉农先生说，他们从口袋里掏小费是很不爽快的。
我们有十六袋煤要送，汉农先生说我们今天挺幸运，因为有些人家要了不止一袋，他可以不用车上车下地爬，摧残他那两条腿了。我们把车停下，他跳下车，我把煤袋拖到边上，放在他的肩膀上。有些人家门口有空地，你可以把车上的板门一拉，直接把煤袋倒空，这很方便。有一些人家有很长的后院，汉农先生只好忍受着双腿的疼痛，把煤袋从车上扛到后门前的小棚子。啊，老天，弗兰基，啊，老天，这就是他惟一的抱怨了。他爬回车上，让我拉他一把。他说要是有辆手推车就好了，可以用它把煤袋从车上运到人家里，那可就有福了，但一辆手推车得花掉他两周的薪水，谁买得起呢？
煤送完了，太阳出来了，平板车也空了，马都知道它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坐在平板车上向前看，马一颠一颠地走过恩尼斯路、香农河桥，来到码头路。汉农先生说送了十六袋一百磅重的煤和泥炭的人，应该喝上一杯啤酒，给他帮忙的小男孩也该来一瓶柠檬水。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学，不要像他那样拖着两条烂腿，没完没了地出体力。要上学，弗兰基，离开利默里克和爱尔兰。这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可以去美国、澳大利亚或随便哪个大国家，看看一望无际的景象。世界是广阔的，你可以进行一番伟大的冒险。若不是这两条腿，我就跟其他的爱尔兰人一样，跟你父亲一样，去英国的工厂赚大钱了。不，不能跟你父亲一样。我听说他把你们弄得走投无路了，嗯？我不明白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撇下妻子和孩子一走了之，让他们在利默里克的冬天饥寒交迫？上学，弗兰基，上学。读书，读书，读书，趁你的腿还没有烂，大脑还没有完全崩溃，赶快离开利默里克。
马在路上“嗒嗒”地走着，我们到了煤场，喂它吃了草喝了水，给它刷了刷毛。汉农先生一直在跟它说话，称它为“我的老草王”。这匹马打着响鼻，在汉农先生的胸前蹭来蹭去。我很想把这匹马带回家，让它待在楼下，我们住在楼上的意大利。不过，就算我能把它弄到屋里，母亲也会冲我大嚷：这个家里最最需要的不是一匹马。
从码头路回来的街道太陡了，汉农先生带着我没法骑车，我们便下车走路。他的腿一直在疼，费了很长时间才到亨利街。他一会儿靠在自行车上，一会儿在人家屋外的台阶上坐坐，咬着烟斗玩。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一天工作的报酬，要是我拿着汉农先生给我的一先令，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进家的话，妈妈可能会让我去利瑞克电影院看场电影。现在已经走到南方酒吧
的门口，他叫我进去，说不是答应了让我来一瓶柠檬水吗。
帕姨父正在酒吧里坐着，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黑。他旁边坐着比尔。盖文，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白，大口喝着黑啤酒。汉农先生招呼说：你好吗？说着，在比尔。盖文的旁边坐下。酒吧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老天啊，酒吧伙计说，瞧瞧那儿，两个煤球跟一个雪球。酒吧里各个角落的人都拥过来，看着这两个黑炭人中间夹着一个石灰人。他们想请《利默里克导报》的人来拍张照。
帕姨父问：你怎么也弄得一身黑，弗兰基？你掉进煤井里啦？
我在帮汉农先生送煤。
你的眼睛看上去好恐怖，弗兰基，就像在雪地上撒尿冲出来的洞。
那是煤灰，帕姨父。
回家时洗洗。
我会的，帕姨父。
汉农先生给我买了一瓶柠檬水，又给了我上午工作应得的一先令，叫我现在就回家，说我是个特棒的工人，下个星期放学后，我还可以帮他干。
回家路上，在商店橱窗的玻璃上，我看到自己被煤弄得一身乌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老爷们，一个口袋里揣着一先令的大老爷们，一个在酒吧里和两个黑炭人一个石灰人一块儿喝了一瓶柠檬水的大老爷们。我不再是孩子了，可以轻而易举地告别利米国立学校了。我可以天天和汉农先生一起工作，等他的腿伤更严重的时候，我可以接管那辆平板车，以后一辈子为有钱人送煤。我的母亲也不用再去牧师家的门口当乞丐了。
街道上和巷子里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我，男孩和女孩都在笑我，他们喊：来了个扫烟囱的，扫我们家的烟囱要多少钱？你掉进煤井里了吗？你被烧黑了吗？
他们可真无知，他们不知道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送一百磅一袋的煤和泥炭。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是个大老爷们了。
妈妈和阿非正在楼上的意大利睡觉，一件外套遮在窗户上，挡住外面的亮光。我告诉她我挣了一先令，她说我可以去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应得的。她叫我带上两便士，其余的留下来，放在楼下的壁炉台上，她好出去买面包和茶。外套突然从窗户上掉了下来，屋里顿时变得通亮。妈妈看着我，说：老天在上，瞧瞧你的眼睛，下楼去，我马上下去给你洗洗。
她在壶里烧了热水，蘸着硼酸粉给我擦拭眼睛。她告诉我今天不能去利瑞克电影院了，得等我的眼睛好转才能去。什么时候能好转，只有天晓得。她说：你的眼睛这个样子，是不能送煤的，煤灰肯定对它们有害。
我想要那个工作，我想给家里挣回那一先令，我想当一个大老爷们。
你不给家里挣回那一先令，也可以当一个大老爷们。上楼去躺一会儿，歇歇你的眼睛，不然你就要变成一个瞎老爷们了。
我想要那个工作。我一天三次用硼酸粉洗眼睛，我记得西穆斯在医院里说过，他叔叔的眼睛是通过锻炼眨眼治愈的。要想眼睛好，你只能靠眨眼，他曾这么说。现在，我一遍又一遍地眨眼，眨得小马拉奇跑去告诉妈妈。妈妈正在巷子里同汉农太太聊天，他说：妈妈，弗兰基的眼睛不好了，他在楼上一遍又一遍地眨眼睛。
她跑上楼问：你哪儿不舒服？
我在锻炼，增强我的视力。
什么锻炼？
眨眼。
眨眼不是什么锻炼。
医院里的西穆斯说，要想眼睛好，你只能靠眨眼。他叔叔由于经常眨眼，视力特别棒。
她说我神经病，然后回到巷子，继续同汉农太太聊天。我眨完眼，把硼酸粉撒进温水，开始清洗眼睛。隔着窗户，我能听见汉农太太在说，约翰在平板车上爬上爬下，把他那两条腿毁了，你的小弗兰基真是上帝赐给约翰的。
妈妈没说什么，这意味着她非常同情汉农先生，会让我在他活儿最重的那天———星期四，再去帮他。我一天洗三次眼睛，不停地眨眼，直到眉毛都痛了才作罢。在学校里，老师不看我的时候，我继续眨眼，班上的孩子都叫我“眨巴眼”，给我那串外号名单上又增加了一条：
眨巴眼迈考特，
是个讨饭婆的儿，
长着疤瘌眼，
一副哭丧脸，
还去学跳舞，
像个日本佬。
我不再在乎他们怎么叫我了，只要我的眼睛好了，我就有了固定的工作，可以用平板车搬上百磅的煤袋。我希望他们能在星期四放学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平板车上，到时候汉农先生把缰绳递给我，自己腾出手，舒舒服服地抽他的烟斗。给你，弗兰基，要温和些，这是匹好马，不用拽它。
他把鞭子也递给我，但它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根本不用抽打这匹马，我只是学着汉农先生，凌空虚晃两下，或者帮马赶赶大肥屁股上的苍蝇。
当然，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仰慕我那在平板车上摇摇晃晃的样子，和我手执缰绳和鞭子那沉着老练的样子。我要是也有一个汉农先生那样的烟斗，再有一顶花呢帽，那该多好啊。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送煤工，像汉农先生和帕姨父那样，有一身乌黑的皮肤。这样，人们便会说：那位就是弗兰基。迈考特，常去南方酒吧喝酒，全利默里克的煤都是他送的。我不洗脸，一年到头都是乌黑的，就算在圣诞节，为了迎接圣婴的生日，应该好好洗上一回，我也不洗，我知道他不会介意的，因为我曾经在至圣救主会教堂的圣诞马槽里看见过“三圣”
，其中一个比利默里克最黑的帕姨父还要黑。要是一个“圣人”都很黑，那就意味着全世界都有送煤工。
马撅起尾巴，从后面拉出一大团冒着热气的黄色粪便。我开始拽缰绳，想让它停下舒服地拉一会儿。但汉农先生说：不，弗兰基，让它走。它们总是边走边拉，这是马的天赋，它们边走边拉，却不脏不臭，不像人那样，根本不，弗兰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别人方便后再用厕所，要是前一位老兄饱餐了一顿猪蹄，又喝了一夜的啤酒，那臭气能把壮汉的鼻子熏歪。马就不一样，它们只吃燕麦，拉的是干净的东西。
星期二和星期四放学以后，还有星期六上午，我都跟汉农先生一起去干活儿。这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三个先令，尽管她一直担心我的眼睛，我一回到家，她就帮我洗眼睛，让我的眼睛先休息半小时再说。
汉农先生说，星期四他在巴灵顿街送完煤，在利米国立学校附近等我。这样，同学们都该看见我了。这样，他们该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而不是一个长着疤瘌眼、一副哭丧脸、还去学跳舞的日本佬啦。汉农先生说：上来吧，我便像个工人似的爬上平板车。我看见那些男孩子都呆呆地望着我，呆呆地望着。我对汉农先生说，要是他想抽袋烟轻松一下的话，我就来操缰绳。他把缰绳递给我，我听见了那些男孩们的喘息声。我学着汉农先生的样子，朝马吆喝：驾！马跑了起来，我知道利米国立学校有几十个男孩要犯嫉妒这条弥天大罪了。我又朝马吆喝一遍：驾！想让每个人都听见，让他们知道是我在赶马车，而不是别人；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看见的那个坐在平板车上，手执缰绳和鞭子的人是我。这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天，比我的首次圣餐日还要辉煌，那天让外婆搞砸了；它也比我的坚信礼日辉煌，那天让我得了伤寒。
他们不再叫我的外号，也不再笑我是疤瘌眼。他们想知道我才十一岁，是怎么找到这份好差事的，能挣多少钱，会不会一直干下去。他们想知道煤场里还有没有别的好活儿，我可不可以替他们说句好话。
后来，有些十三岁的大男孩把脸凑过来，说他们应该干这个活儿，因为他们年龄大，我不过是个没长肩膀、瘦骨嶙峋的小矬子。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是我在干这个活儿，汉农先生夸我特别棒。
有些天他的腿实在疼得厉害，几乎迈不动步，汉农太太很焦虑，她给我倒了一缸茶，我看着她卷起他的裤子，把脏绷带一层一层揭去。伤口又红又黄，里面嵌着煤灰。她用肥皂水清洗伤口，然后涂上黄软膏，拿把椅子撑住他的腿。夜里他就这样待着，看报纸，或从头顶上的书架找本书读。
腿恶化得这么厉害，他只好提早一个小时起来，放松放松僵硬的腿，重换一次绷带。这天是星期六，早晨天还很黑，汉农太太就来敲门了，问我愿不愿意去邻居家借辆手推车带上，汉农先生今天绝对扛不了煤袋了，也许我可以替他把煤袋滚到手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