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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风地里的树（2）
青春从26岁开始
梦霞：你说自己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一个绝对的好学生，但是自己的某些创造力、个性，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这一点很让人惊讶，你重新找回自己的个性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杨澜：到美国之后。我觉得我的青春晚了十年，不是十六岁来的，是二十六岁来的。我觉得到美国后我整个变得比较叛逆。
梦霞：在生活和事业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杨澜的个性，但是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在杨澜的访谈中个性还没有太多的流露？
杨澜：我觉得恰恰不需要。你当然可以说王志作为一个质疑型的主持人很有个性，但是他是做新闻节目的，我不会说我跑到日本去找到小泽征尔是为了质疑他的一件什么事。因为一个节目的定位本身就规定了你的个性应该是发挥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像台湾的陈文茜，她自己就是泼辣的，她那种可能就不是一个访谈节目，更像是一个辩论节目。王志他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他可以对谁都冷着脸，来质疑和逼问你，适合探讨新闻突发事件，但是不适合人物访谈。再比如说水均益做的《高端访问》，这个节目就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和外交功能，他也不可能拿出特别多人性化的东西来谈。
目前从《杨澜访谈录》来说，我觉得我的访谈风格恰到好处。其实我有很多软中带硬的问题，但是我会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所以你质疑他的方式一定和你质疑一个摆水果摊、卖给你烂苹果的商贩是不一样的口吻。比如说我采访李显龙的时候，我会这么问：你太太出任了新加坡最大投资公司的老总，你不认为在政治上这是一个欠考虑的决定吗？因为我了解他们的语言系统，我知道在这个语言系统里我这么问已经是一个很重的问法了，我用的是他们惯常的语言。就是说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跟一个卖水果的小摊贩也是平等的，这个没问题，但是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了，你怎么会缺斤短两呢？这不是说我对他们有贵贱之分，不是的，在不同的语言系统里，质疑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个性本身能够保证一种融洽的谈话过程，我能够基于我的知识背景和我思想的深度，让这个人兴奋起来，让他不会在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感到索然无味，能够对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人，谈出他思想的精华部分，我认为这就是我的个性。我觉得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持人并不多。
梦霞：这可以说是杨澜给自己作为访问者的一个定位吗？
杨澜：我其实是定位为一个交谈者，但我也有提问的部分；我用提问的方式，但我还是一个交谈者。我问问题之前没有一个设定的主观，但是我对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背景会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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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玩的就是心跳（1）
所有传媒都要重新学习如何当仆人
梦霞：有一个现象是人们越来越不爱看电视了，有人甚至说我们的电视不就是电视剧吗？人们觉得电视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粱冬：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很多电视人老把电视当作主体，电视本身是一个客体，它只是一个像，所以电视的问题在于反客为主了。这是一种对客观的不尊重，这就像你跑到人家家里面，你非要睡主人的床，你非要把冰箱打开爱吃什么吃什么，你非要把厕所一坐坐一个小时不出来，如果这个家是你的你爱怎么弄怎么弄，现在呢，你是客人，你还这样做，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电视人以前是有很大的权力，所以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主人。这就好比说一个主人很好客，他平常没什么客人，而新来的客人又很强势，所以他就暂时容忍你了，但是他不可能永远这样。很快，主人就反省了，主人说，我凭什么让你这样呢？以前没有客人的时候就算了，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客人，我没有这个客人我有别的客人，有很多的电视台，有很多的网站，有很多的手机，有很多的报纸，就是说客人越多对主人越有利，这就是市场化，这是不可抗拒的一个趋势。
梦霞：所以当电视人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去“造”，而这样的方式是违背电视规律的。
粱冬：所以节目就做得很累。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你的价值来自于你能承载什么，而不在于你能创造什么，如果你转换心态，那么社会上什么东西是需要的，什么东西风起云涌了，你去反映它，你自然就会“火”。
沟通者是个“客体”，就是说河流从我身上淌过，思想从我脑袋经过，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把它以合理的方式传播出去。你不能改变它。
梦霞：你的前老板，凤凰卫视的刘长乐说了一句话，叫“电视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这里面包含了电视的本质特性，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梁冬：对啊，甚至也没有未来。现在意义上的电视将会消失，或者将会边缘化，变成那些不能上网的人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午餐，这样的话这个行业里面最优秀的人就不会再呆下去。当最优秀的人都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时候，它就会被边缘化。当然这是很久远以后的事情，电视和其他媒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会是并存的。
梦霞：那么在你看来有没有专属于电视这种表达方式的内容呢？
梁冬：你为什么要把电视和其他媒介对立呢？
梦霞：不是对立，而是要找到只有它才能做到的东西，找到它的路。
梁冬：这是不需要你担心的，你不需要找。这个世界的变化比你想得要更快，而且也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用为它找条路，你只能说做某种趋势的判断。
趋势判断和我要找条路是两回事。找条路是你主观的想法，我要怎样，电视不是“I want to do”，而是 “I have to do”，所以以后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互联网、所有的电视台都会越来越强调“厚德载物”。换个说法，所有媒体机构都要重新学习如何用仆人的心态来服务主人壮大。因为只有一个人是主人，那就是消费者，这是和它作为媒体的产业特性紧密相关的。
什么叫“厚德”？因为你是做这个事情，你的价值就来自于你能承载多少人，以及你有什么样的品格，所以你的品格就变得很重要，就成为生产力了。越来越多的媒体会发现，它自己的价值观和格调将成为它最重要的核心资产。那个时候就没有盗版和正版的概念了
梦霞：在未来的媒体格局里电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粱冬：宽频内容供应商。互联网的带宽会越来越宽，传统电视台作为一个平台会越来越没有优势。我手下刚刚大学毕业的人就已经在管好几个频道的推广了，音乐、图片、新闻、MP3，以后一个电视台放到网上的话也就是一个频道而已。
几年前还没有人想到在电脑上看电视，现在我们的影视下载都很快的，一部电影下载两块钱一次的话，就不会有很多人去买盗版，假设有一千万人下载的话就是两千万，而且还省去了和院线之间的分成，而且它还可以首轮二轮。通路顺畅了，平台的价钱便宜了，做内容会更值钱，现在唱片公司找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什么下载的人多，来推断什么样的东西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梁冬：玩的就是心跳（2）
如果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花两块钱看一次，三天之内一千万人下载的话就两千万了，什么节目做不出来？你还不用考虑广告商的问题了，现在互联网用户是一亿，2010年是三亿，空间有多大？
其实，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合作有很多前景和空间。甚至，你会看到电视成为整合各种媒体形态的综合平台，例如“超女”，它成了整合移动、QQ即时通信、贴吧、论坛、线下活动的超级驱动器。
而且在新媒体时代，在每个人都能发言的时代，传统媒体对于道德的捍卫、对于良知的捍卫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价值反而会显得弥足珍贵。
新媒体提供足够多的海量信息，新媒体还要完成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功能。比如说腾讯，它从以前的技术软件公司变成了媒体工具；比如说###，它把自己也视为一个媒体公司了，它从移动通讯专家变成了移动信息专家。
在未来的媒体规划上对媒体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思维。第一，能否让技术成为节目内容和形态的一部分？第二，能否通过这个技术创造出足够多的信息，而你只是提供关于信息的信息。这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本书和书评，是不一样的，以后书评可能变得比书还重要，而书评就是关于信息的信息。第三，是否能够在内容里面更多地制造你和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你和合作伙伴之间，合作伙伴和你的观众之间的互动？如果这三方面成功的话，你就能在新媒体方面有更多的成功可能性。
比如说国外有一个网站，它让所有的编剧、导演、写小说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贴上去。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部车出现，它告诉你会有两分钟的镜头，又比如说这里安排一对恋人在海边散步，他们手上会拿一瓶啤酒，所有的商品接触点它都可能列出来。右侧是产品，打开的人是市场总监，他说我把这个啤酒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去，我把我的产品放到那个故事里面去等等，然后他们自己去交流怎么赚钱，按照什么模式去收费。而这个平台做什么呢？就做全世界的所有的各种的植入模型。
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内容都会变成免费的，因为这些企业根本就不在乎他是不是正版的，只要看的人足够多。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盗版和正版的概念了，只有多少人看的概念。有一天微软可能不卖他的授权了，如果是可口可乐赞助的话，所有的windows打开界面的时候，里面都是可口可乐的标记，而用户将不需要再为此买单。
梦霞：新媒体整合的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以商业为唯一原则的世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呢？
梁冬：我觉得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就变得越发珍贵了，如果有人坚持下来了，它坚持不向商业妥协，它会变得非常有价值。
事物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有一个阶段我们会选择如何用物质去推动意识形态；但也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符合我们的目标了，我们又会去选择纯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前者一定是主流，后者一定是非主流。但是非主流不代表没有影响力，现在有些报纸发行量不一定很大，但是影响力很大，它代表的是影响力。
所以我们对电视的看法不要停留在电视本身的形态上，这个东西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导演要做成这样，是因为不得不做成这样，是因为整个产业要求你必须得做成这样。导演必须要考虑内容怎样做得又简短又直接、可以互动而又有趣，以配合手机的需要，你不这样做别人这样做别人就成功了，你就失败。于是做电视就很清楚，不需要为此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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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1）
小鸡捉老鹰
梦霞：听说你做记者时还有一个笑话，采访县长的时候睡着了，有这样的事吗？
李静：有，不是县长，是一个乡镇企业家。那次采访是北京的中午，夏天，特困。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梦霞：你做了四年记者都没培养起来对新闻的兴趣吗？
李静：我想我还是更喜欢文艺吧。当时我是在北京台做《北京您早》，跟元元、徐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节目当时差不多是跟《东方时空》同时开出来，因为当时要跟《东方时空》竞争，所以就选择拍曝光类新闻。我当时是跑公安口的，所以就经常跑案发现场，你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非常锻炼人。其实现在做娱乐节目我倒是非常感谢做记者那几年，你对人对事的敏感度，你把握的尺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觉得都要感谢那几年做记者的经历。
梦霞：所以说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是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记者。
李静：没错。现在好多人从院校出来直接做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是缺了记者这一课。只会跟明星说话，不会跟“人”说话。我觉得我最好的一课就是做记者那几年，我记得崔永元也说过，他最大的积累就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还有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东西，我喜欢刺激，特别喜欢冒险。有很多人会觉得多危险呀，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