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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数语，将权贵与资本联盟、诱惑与淫威并用的强势利益群体的脸谱刻画无遗。
2008年胡润百富榜上，注定只剩下一位魏东。谁说开餐馆的不如做金融的活的潇洒？
“两头尖”的产业拘谨
尽管飞跃集团是个名牌企业，但从世界产业链角度来讲，其掌门人邱继宝仍属于“低端富豪”，而做资本运作的魏东一直以来虽为人低调，但在外人看来已身处高端。
没曾想到，邱继宝的飞跃出了问题，从下到上的政府部门，都乐此不疲加以扶持，而魏东的利益链条断了，多重选择的利弊比较之后，自杀竟成为最佳选择。
换个角度来讲，邱继宝与魏东事件本身是次要的，即使不是飞跃面临危机，也会是“踊跃”“跃跃”，即使自杀的不是魏东，也可能是张东、李东。关键在于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政府部门态度与行动的对比。
邱继宝们的困境，是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通胀、新劳动法等因素下，制造业企业困境进一步深陷的写照。邱继宝必须深刻反思其扩张过快、拿地手笔大、管理绩效差等问题。
商务部与浙江省及台州市等部门，显然已把飞跃看成一个领头羊，纷纷伸出有形之手进行扶持，因为如果“国宝”破产了，则等于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但关键是这有形之手，怎么个伸法的问题。要知道，早先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向飞跃巨额放贷。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也在其列，如果不对这种非理性行为进行严格的规约，而只是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驰缓飞跃，可能事倍功半。
飞跃困境同样暴露了民间信贷的尴尬。据悉邱继宝在宁波民间融资额就过亿元，如果邱继宝梦断飞跃，牵涉的人与机构更多。但沉淀在民间巨额的民间资本，彼时找不到合适的出路，紧缩期间又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或发放的利息极高，到最后便成为纵容飞跃纵身去进行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飞跃”。
相比于邱继宝，有关部门招安违法违规前的魏东的难度要大多了。股改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向着纵深方面发展，出现一些新问题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资本市场上权力分化的现象愈发明显。表面上来看，要么是风平浪静了，要么只是一些惯常的小聪明、小伎俩，实际上大案要案可能正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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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彭年和张祥青的慈善鞭策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代，中国的企业家像当下一样愈加重视慈善，慈善正逐渐成为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队伍的排头兵是余彭年（原名彭立珊）。他被称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己的行善之途，2003至2008年捐款金额达30亿元。2008年的余先生，已是86岁高龄。我们称他为“老善者”。
余彭年的慈善前世
2008年4月2日，第5届胡润慈善榜发布，10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129亿元（从2003年至2008年发榜前）。上榜的100位慈善家捐赠超过1亿元的慈善家就有27位。余彭年第三次问鼎慈善榜首位，朱孟依以捐赠价值11亿元的股份排名第二，黄如论以亿元的捐赠额排名第三，他曾蝉联胡润慈善榜冠军（2004年与2005年）；牛根生承诺捐出全部股份，其已捐出的价值约为亿元，排名第四。
若按捐赠总额计算，余彭年可以排在美国慈善榜的第30位，包括余彭年在内的6名慈善家可以入围英国慈善榜前十名。可以说，这些慈善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财富形象。
当然，给慈善家们排名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激发鞭策企业家及普通公众对慈善和环保等公益事业的关注。
余彭年是一位令人尊重的专职慈善家，我们从湖南省侨联一位老干部处，了解到了他的“慈善前世”。
余彭年是湖南省涟源市人。大概是1982 年间，改革开放不久，深处内陆的涟源县（后易名为涟源市）尚处于混沌初开时期，当地百姓和干部“左”的羁绊尚未清除。余彭年（家乡人只知道他叫彭立珊）从香港衣锦荣归，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家，设席几十桌，大宴乡亲；大部分百姓欣然赴宴，而几乎全部受邀的县、乡、村干部则缺席，说是“不吃资本家的饭”。
还有一个原因是，据说余彭年是1956年在上海流浪很不得意时偷渡到香港去的，有些人怕沾上“关系”而受“牵连”。再一种说法是，余彭年在香港赚的钱“不光彩”，在香港的涟源老乡都不与他打交道，连余彭年初到香港时接收他打工的一位龙姓书店老板在后来余彭年发迹后也不理睬他。然而，时隔不久，随着余彭年在涟源捐赠医院设备、修桥补路，当地慢慢改变了对他的印象和看法。
1984年，余彭年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后易名为湘雅医院）捐赠了10辆配置完备的救护车。然而，第二年他回到长沙，意外发现救护车已改为领导用车，车上原有的救护设备已被拆除。
余彭年对此事耿耿于怀，曾在香港报纸上披露；自此之后，他对湖南的捐赠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余彭年打算把深圳市彭年广场私产捐赠给深圳市时，湖南省曾力争他捐赠给湖南未果。
从2002年起，余彭年将执掌的深圳彭年酒店的业务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并为此每年向希尔顿支付1500万元费用。他辞去酒店董事长职务，成为一个专职慈善家。这一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交报告，要求人大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他产业不被侵占、挪用、毁损，或者转让、抵押，而将它们所有的利润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此时，离“私有财产入宪”还有2年，离物权法施行还有5年。法律的空白使得余彭年的计划很自然地碰了一鼻子灰。后来这位老人独辟蹊径，找到汇丰银行托管其在深圳的所有财产，以这种信托的途径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后来余老还立了遗嘱，将来所有财产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余彭年在60岁时，曾患过白内障，用他的话来说，“失去光明的痛苦和重见光明的幸福让我永远难忘。”2003年11月，“彭年光明行动”（救助白内障病人的专项慈善行动）启动，3年时间即发展至全国12个省市和自治区，很多被救治者都是来自贫困山区的农民。
在“2008胡润慈善榜”上，余彭年的捐赠额由2007年的20亿元上升至30亿元。他捐赠的30亿元全部用于“彭年光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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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的张祥青
位居2006年胡润百富榜第34位（50亿元）、2007年胡润百富榜第45位（130亿元）的张祥青以及其执掌的天津荣程钢铁集团被世人聚焦，却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一场世纪大灾难。根据官方数据估计，最终死亡人数或超过8万人，受伤人数达37万人。地震同时给民众心理和社会及经济运行系统以带来极大损伤。
地震不到一周后的5月18日，在*等部委联合举办的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上，张祥青夫妇捐款3000万元，在接受主持人现场采访时，他当即表示，追加捐款7000万元，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建“震不垮的学校”。
张祥青“一夜走红”。第二天的《天津日报》报道张祥青捐款一亿元时，特别提及张祥青所提到的“作为1100万天津人民的代表”。
张祥青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成为了孤儿，32年后为汶川大震动捐出巨款，若用“反哺社会”来形容听起来有些形而上，但他确实用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着中国的慈善事业、表达着自己以及所执掌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传媒在此后的报道中，把张祥青符号化了。
先是被网友评为“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并回过头来历数张祥青之前的系列慈善行为，包括2008年初南方雪灾中的捐款，以及较早时候为家乡各庄养老院捐款等。然后，更多的媒体开始“讲故事”，把张祥青幼年时候捡垃圾等遭遇细数一番，“逆境造就人才”的口号呼之欲出。
倒是张祥青在捐款后，始终保持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同时告诫荣程高层要低调行事。不少媒体跑到荣程“挖料”，得到的都是两句话：“董事长张祥青和总经理张荣华特意叮嘱我们只需做好两件事，一是搞好生产，二是尽快筹备资金捐往灾区。”
张祥青在2006年和2007年的胡润钢铁富豪榜上，分别位居第3位和第2位。
如果说余彭年20多年来的行善之举，让我们对行政部门及官方慈善机构的运作始终有所遗憾的话，地震后张祥青捐款1亿元被传媒就事论事过度爆炒，则告诉我们，在中国慈善氛围的营造和引导过程中，中国的不少媒机构同样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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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之路漫漫
2008年6月27日，比尔·盖茨卸任微软执行董事长，连人带钱全部投到了慈善事业中。他开始把80％的时间用于慈善事业，并将总计市值为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悉数移交至“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账户名下。国内媒体都对盖茨由当年的“铁公鸡”成为今天世界上头号慈善家的戏剧性转变做了报道。《国际先驱导报》在报道中称：
中国富豪应该向盖茨学习吗？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对此不想赘述。我们只需了解，为何美国除了能诞生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还能蕴育出世界头号慈善家比尔·盖茨。
2003年胡润百富榜出炉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100位上榜富豪的平均年龄是岁，而比尔·盖茨正是从岁开始他的慈善事业，彼时我们就想，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企业家做慈善的时机到了。
第二年我们第一次推出慈善榜，上榜慈善家的平均年龄为48岁，而到了2008年，上榜慈善家平均年龄为52位。这种平均年龄上升，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慈善事业走的很慢很艰难。
福布斯则于2007年宣布以后不再推出中国的慈善榜。理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成熟，不少企业拒绝上榜，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等。其实，从最近几年胡润慈善榜上，细心的人可以看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表10…3 拥有自己慈善基金会的慈善家
姓名 公司 基金会
陈德勋 现代后勤产业集团 德玲基金会
陈玉松 大连珍奥集团 中华孝亲敬老基金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 远东慈善基金会
李金元 天狮集团 天狮美景国际爱心基金会
李新炎 中国龙工集团 李新炎慈善基金会
刘志强、翟美卿夫妇 香江集团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牛根生 蒙牛集团 老牛基金
王玉锁 新奥集团 新奥慈善基金
王振滔 奥康集团 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杨澜 阳光媒体投资 阳光文化基金会
余彭年 彭年实业 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
张宝全、王秋扬夫妇 今典集团 今典苹果基金会
周庆治 南都集团 南都公益基金会
朱孟依 合生创展 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
注：我们统计的是由民营企业家所捐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或者私立基金会。
中国公众就慈善事业进行的争议和讨论，尽管不排除一些欠理性的成份在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争议的“王石捐款门”事件。
向来以西方企业家理念来运营万科的企业家王石，如果放在平时，“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捐赠不应成为企业负担”的说法可能并不会引起非议，然而在地震后如此鲜明的表态，注定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王石没有错，说自己“青涩”也是自嘲──如果要揪错的话，只能说错在中国的慈善体制与慈善文化在特别的政经语境下，始终令人难琢磨透。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2008年5月23日一篇题为《捐款来，怨憎起》的文章称：
王石万夫所指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了中国社会中贫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随着中国日渐繁荣，成功精英人士和剩下13亿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30年前人们的收入基本一样，都少得可怜。而《胡润报告》（Hurun Report）显示，到了2007年，以美元计中国共有106位亿万富翁，人数上仅次于美国。
另一方面，连续5届的慈善榜中透露出一些信号。比如从慈善家的出生地分布来看，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是上榜人数最多的地区，这与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渊源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浙江企业家们开始注重“抱团行善”，这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