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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更有大胆的，飞落在游人身上，毫不畏惧地驻足歇息。
忽然，一只白鸽扑腾腾落在了子仪肩膀上。“好可爱啊！”灿灿兴奋地凑上去，从包中掏出早餐在麦当劳吃剩下的半包薯条，亲手喂食这只凤头鸽子。“换了在中国，这么缺乏警惕性，早让人给抓去烧着吃了。”她边喂边感叹。
“浅草寺又叫观音堂，是全日本首屈一指的名刹，”安田一郎给他俩当起了讲解员，“公元七世纪，也就是在你们的盛唐时代，它就已然存在。最早是一对兄弟捕鱼时捞到一尊黄金观音，村长乃设堂安置此像，江户时代遂成大寺，僧人五百，即使现在，也还有四五十个和尚。对了，这里的签是最灵的，你们要不要试试？”
所谓抽签，其实是摇号，然后根据号码去壁厢找签文，签文乃一首汉语古诗，下方有日文的具体解释。三人遂焚香一炷，双手合十，默祷一番之后，子仪和灿灿各摇一号。让安田摇，安田摇头道：“我上月刚求得一上上之卦，这抽签占卜之类的事情，不宜频仍，否则就不灵了。”
子仪和灿灿到一旁用摇出的号码从抽屉里对得签文，打开来看。子仪的签文上写有一首柳宗元的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下方是几行日本字。子仪拿给安田求解。
安田皱了皱眉头。“此乃中下之卦，不算很吉利。说你在事业上基本是一眼自生泉，靠本事吃饭全不求人，然单枪匹马，终难免孤独寂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机会多多，却不善把握，常有错过，钱财聚散如沙；婚姻上纵不乏异性喜爱，只可惜有缘无分，难结连理；至于阳寿嘛，倒是天保九如。”
“庸俗，怎么总离不开姻缘福寿那一套啊！”子仪有几分不屑，“不过说我是自生泉，倒似乎有些道理。至于寿命，依我看不重长短，全在质量；龟鹤永年未必就是福气。要不民间怎么会有‘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的谚语呢。”言罢将纸签丢弃。
灿灿的签文上写的却是陆放翁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度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签纸的下方，也写有几行曲里拐弯的日本文字。
“劳烦您也给我说说，”灿灿不懂日文，请教安田。
安田一郎接过签纸，大惊失色，欲言又止，随后道：“不说也罢。”
“究竟写的是什么呀！”灿灿有点急。
安田犹豫了一番，乃言：“此为下下之卦，主大凶。这段日文的意思是，你生活富足无虞，姻缘上却难花好月圆；至于休咎嘛，两年之内恐有血光之灾，需东行以避之；躲过此劫，或可尽享天年。”见灿灿一脸不悦，又道：“你也不必过分担忧，破解之法也是有的，你可将此签系于寺内树枝，当可逢凶化吉。”他用手一指，但见那边的树上系满了纸条，在风中轻轻摇曳，仿若一树白花，善男信女们纷纷举香在树前虔诚默念，景象煞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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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浅草凶卦（4）
灿灿噗嗤一下笑了。“谁担忧了？莫非我还真相信你们小日本儿的胡咧咧不成？”顺手把纸签塞进牛仔裤的裤兜。
子仪附合道：“说的对，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再说了，不是还有一句‘东行以避之’呢吗？无碍，无碍。”
“东行？”灿灿一撇嘴。“你还让我再来这弹丸岛国日本呀！不行不行，我吃不惯这里的生鱼片！”
“谁说东行就非得是日本了？” 安田一郎高人高语。“冯小姐不是在联系美国留学吗？我看这东指的就是洛杉矶！”见灿灿一脸诧异，他进一步解释：“洛杉矶所处的美国西海岸与你们中国大陆隔着一个太平洋，不是恰好在正东边吗？”
“哎？果真如此，”子仪表示赞同。“我们一向把美国视为西方，其实那是政治地理概念。从地图上看，美国的位置还真真在我们东边。”
“那是我们自己印的地图，中国在正中间。中国中国，中央之国，”灿灿矫情着。“可大多数国家印制的地图，欧洲才是中心，那美国自然是在西边啦。”
这个问题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地球是圆的，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三个人鸡一嘴鸭一嘴地议论着，说话间不觉已走到了寺门口，但见两个面孔涂得白无常一般的日本艺伎在拉游人照相。灿灿好奇，拥着她们照了一张，让子仪照，子仪忙摆手。“我就免了吧。这跟鬼似的，再吓着谁。我看，不如到那边买纪念品去吧。”
浅草寺侧的整整一条街筒子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商店，各式各样的物品琳琅满目，穿的、玩的、用的、吃的、摆设的，五彩缤纷。在一家店铺里，灿灿看上了一个女孩造型的木娃娃，将近三十公分高，色彩艳丽，做工精美，身着传统和服，神态娇憨可爱，特别是两只眼睛，奕奕有神。灿灿爱不释手，子仪便为灿灿买下了她。“拿回家摆着去吧。”他说。
“只宜作收藏，千万不可乱摆放啊，”安田连忙告诫。“这种木雕叫做偶人，据日本民俗，偶人离开匠人之手后，便带上了匠人的气息。她有灵气，也有邪气，在我们日本，只有在女儿节的时候才将偶人摆出。平时摆放不很吉利。偶人若有异状，定是预兆，或凶或吉，自会显验。”
“瞧您说的，阴森恐怖，跟真的似的，”灿灿撇了撇嘴。“告诉您，你们小日本儿的邪玩意儿到了我们华夏神州，就不灵了，一准儿被我们五千年宏大文明给镇住。”
安田和子仪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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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飞机上，灿灿从兜里掏纸巾，竟带出来了那张发黄的签纸。她拿在手中叠来叠去把玩，似有感触地自语道：“安田一郎这家伙真挺逗的，受了那么多年西方教育，居然还很迷信。”
子仪搭茬儿：“日本是个有信仰的国家，神道教和佛教都很兴盛。”
灿灿感悟道：“当今的世界，越是发达的地方，人们越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拿欧美来说，宇航员早就登月了，可大家仍然笃信上帝。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研究的是与神学水火不容的相对论，可这却并不妨碍他星期天去教堂虔诚地做礼拜。这样做算不算心口不一？”
“相信与信仰，其实是两个范畴，”子仪如是探讨。“你相信科学，但你同时也可以信仰上帝。对神的信仰是溶化在人们祖祖辈辈血液中的传统。细论起来，宗教其实是一种最本质的文化，它甚至高于哲学，是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与死之类终极问题的。正因为西方人信仰上帝，遵守所谓神与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所以他们的社会才非常稳定，人们的道德也比较规范。”
“你的意思是说，当今中国人心不古，赵公元帅（财神爷）当道，是与缺少宗教信仰有关了？”灿灿依照此理推论。
“有一定的关系，在过去，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佛教所说的轮回，提倡行善积德，认为做善事可修来世之福，做坏事就会遭报应，下辈子变猪变狗，所以坏人做起缺德事来总有所顾忌，人人都拥有一份敬畏之心。即使有权有势的大户望族，也基本上能保持谦逊与低调，因为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可好了，一律彻底无神论，谁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想着如何把今生日子过滋润，当然会急功近利，一旦成为暴发户，便更加目空一切，狂妄得不可一世。”
第十三章 浅草凶卦（5）
“据我所知，中国除了西藏，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神权政治，所谓佛、道之类的宗教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像西方或穆斯林国家那样，发挥过实质性作用，”灿灿把讨论引向深处。“两千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只修今生，不修来世；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具体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所强调的是功利，是立足于今生的福祉。两千多年都这么过来了，儒家思想一直有效地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信仰缺失的问题现在反而显得如此突出呢？”
“儒家文化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确实曾经长期行之有效，”子仪对灿灿的论断首先表示赞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宗教信仰缺失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儒家文化的落实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就是所谓的士绅阶层。什么是士绅？士是做官或希冀做官的知识分子；绅就是乡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你可不要小瞧这地主乡绅哟，他们可是统治阶级的触角，牢牢地把握着底层民众的行为规范呢。他们在思想上是传统的卫道士，在操行上是一方乡土的标杆。过去我们总强调地主乡绅反动和保守的一面，不错，作为旧势力的代表，他们是革命的对立面，绊脚石；但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因子，他们的存在也是当时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既得利益者地主乡绅，最希望社会稳定，最企盼天下太平，而你外公和我父亲那样的泥腿子、革命者，是要把一切都砸烂，推倒重来的。当然了，地主中大有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吸血鬼，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剥削行为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搞残酷的原始积累。周扒皮们在旧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未跟上，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立法，没有工会农会之类的组织对雇主的不法行为加以约束。可话说回来，地主乡绅作为一个阶层，总体来说也是一方教化的代表，就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的中央政府，皇帝委派官员只到县一级，而乡镇实行的则是自治，乡镇‘干部’不吃皇粮，但是基层的乡村却秩序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乡绅这一群体的存在，有他们来规范草根民众的道德操守和行为模式。乡绅能够服众，光靠有钱和有一套完整的封建理论是不够的，他自己也得做善事，也得身体力行。农村修桥补路之类造福乡里的事情，大都是由殷实的大户们来出钱承担的。比如所谓的‘大恶霸’刘文彩，就曾捐重金开办一流的学校，并且不要求一文钱回报，就是用当今慈善家的标准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了不起的善举。所以老百姓也服这样的地主乡绅。自从这个阶层土崩瓦解后，礼崩乐坏，传统儒家文化也就走上了穷途末路。旧的道德打碎了，新的道德又没迅速建立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段空白。”
“你是说，缺少宗教信仰和乡绅阶层的消失，是如今人们道德水准江河日下的两个主要因素啰？”灿灿为子仪做出归纳。“那你怎么解释从共和国建立到文革开始之间的那十七年？据说那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习雷锋好榜样，人人都特大公无私。”
“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的十年###，”子仪不无嘲讽地总结。“世界上哪里真会有纯粹意义上的大公无私啊，人有私心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有私心其实并不是坏事，私心就是欲望，欲望就是做事情的原始动力，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和规范之下，这种原始动力是会创造出社会财富的。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承认私心，正视私心，引导私心，像改革开放后这样，把私心私欲化作建设的力量。然而当时可好，一大二公，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其实，建国初期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这虚假文明里面也有中国的传统理念在作怪。你必须明白，儒家学说到了宋明就变了味儿，孔孟提倡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又次之’的民本思想不见了，强调起了‘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的性善是天生的，普遍的；而性恶则是后染的，个别的；而这个别的性恶，也是可以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手段加以解决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里，不论这社会是旧还是新，人人都被要求克制住自己天性中自然存在的‘私欲’，如果你过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欲望’，就会为社会所不齿。于是，每个人都必须伪装自己，示给别人以无私奉公的假面具，用它来骗取权威者的信任。而这种做法居然很奏效，把假像扮演得逼真的人往往会处处吃香，在官场上还能平步青云。在这方面，历史上做到极致的要算是王莽，所谓‘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这后半句说的就是这种大奸若忠。然而私欲毕竟是人之本性，不管你怎么压着，怎么隐藏，它早晚会暴露出来，比如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是私欲的曲折表现；再如，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