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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情况，予以合理安排。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2）
巡访地方时，我着重强调了地方自治团体的紧缩运营。在经济危机导致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税收紧缺的情况下，机关负责人的责任尤为重要。
作为最坏的准备，我向他们指出地方自治团体破产的可能性，并指示其重新全面研究IMF之前制定的大规模工作计划。另外，我要求他们不要只依靠中央政府挽救，一定要学会自救。而且，作为鼓励，对于预算管理和结构调整比较好的优秀自治团体，政府将予以提供更多的分享税等各种奖励。
在巡访釜山的过程中，我遇到早期担任在野*会议员时，在地区结识的两名警官……影岛警察局冬三派出所的郑区宪警司和金仁德警长。他们均是在原辖区工作尽职尽责的优秀警官。
我于1985年～1992年期间，在釜山影岛区担任国会议员时，有幸在管辖区内亲眼见到为生活拮据的民众全心服务的警察。每逢节日，去访问那些生活贫苦的百姓时，总是发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领先一步为他们送去大米、蜂窝煤等日用品。
我仍然记得1988年郑警司任警长时，曾因过度劳累患上胃病。医院要求他立即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辖区居民们立即自发组织起来，为其捐款，垫付所需手术费。而当时只是巡警的金警长，则每次从微薄的工资中取出一部分，用以帮助生活贫困的居民，尤其是他为那些孤寡老人忘我工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当时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限于在野党的身份只好作罢。我以“你们牺牲自己、默默无闻地为民众工作的精神给了我很深的感触，所以我一直想为你们做点什么，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见面”的话语，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他们听到后非常高兴，对我说道“我们只是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已经过了十年，部长却还记得”。
在韩国，如他们二位这般尽职尽责工作的公务员不在少数。在位于世宗路的政府综合大楼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公务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最近，虽然行政部门饱受指责，但是，导致公务员负面行为的责任，并不一定都在于公务员。以前的军事政权利用公务员参与*及选举，只注重经济发展的*政权催化了贪污*现象的产生。如今，*政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氛围也已经发生变化，我想公务员也应该尽快改变。
结束对自治团体的巡访不久，在雨季到来之前，我乘坐直升飞机，利用三天时间巡视了13个市、道的地铁工地、旧公寓、排水站等易出现险情的地方。平均每天要巡查3～4个市、道，也许是过于劳累，我双眼的毛细血管*，眼球中布满了血丝。
诸如亡羊补牢一般，在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补救，又有何用？为了在雨季和台风来临之前，对相关责任地区公务员表示关心及鼓励，督促他们做好防灾工作，我预先对其进行了一次亲切访问。
每一次发生重大事故后，人们立刻就会展开“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倘若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必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例如三丰百货和圣水大桥倒塌事故，如果预先能够做好检查，稍加注意，我想一定可以避免大型人员伤亡。
因此，各自治团体都对灾难、危险设施实行实名责任制，以做好事故预防工作。在全国选定易发事故的设施，分为五个等级，指定责任职员、区厅长、郡守等管理责任人。今后，如若因负责人管理疏忽造成事故，必须追究其渎职责任。
事故发生率与其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成正比。韩国应该早日洗刷“不良共和国”、“事故共和国”的恶名。
地方行政的盲区（1）
地方自治制就是要求地方行政自治的制度。1995年，民选自治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也为韩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地方自治制度为*主义在社会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地方；以地方自治团体团长为中心；自然而然产生了“地方经营”的用语。一刀切的权威性行政组织开始向满足居民需求的方向转变。
公务员的行政服务质量和亲切度得到明显提高。地方逐渐成为一个保障生存和趋于繁荣的单位。但是，在这种改革热潮中，却出现了与“地方自治时代”的口号不符、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态度客观对待的地方行政盲区。
部分自治团体在弥补地方财政不足的名义下，发展一些只考虑其收益的事业，从而与地方企业发生摩擦甚至导致经营亏损。这正是地方行政盲区的一个断面。
忠清南道一个地方基层团体开设了一家荞麦面馆，美其名曰“公务员为市民直接提供干净、美味的荞麦面”。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影响附近饭店的生意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自治团体却一意孤行继续推进，结果，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因经营亏损而导致饭馆关闭。
庆尙南道的A郡和B集团，于1996年以第三部门的合作方式创立的AB矿泉水企业，也是其中一件失败事例。该企业在成立第一年就亏损20亿韩元，第二年亏损则达到40亿韩元。其主要原因是，大型超市和矿泉水批发商，均不愿意销售该公司的产品。因为大多数矿泉水企业能够提供不开具税款单的交易，而且保障其30％的利润率。但是，由于该公司属于国营企业，受到政策限制，无法提供上述交易方式。
C公司创立的C旅游开发公司的情况，与之也较为相似。开发之初，公司是以建立高尔夫球场、开发温泉、建设民俗村及电影村等大规模观光休闲事业为主要经营策略成立的。但是，当其见到开发工程未能按期竣工时，遂引进大型游船，结果导致13亿韩元的亏损。而后，该公司又筹备运行环游该地区旅游景点的观光火车，却遭到民间企业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政府向在此地运营了20年的循环巴士观光公司下达了停止运营的命令。
诸多国营企业在经验不足或没有制定别具一格的事业计划的情况下，武断地投入到与民间企业相冲突的事业领域。我认为，国营企业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公益性较强、初期投资庞大且资金回收时间相对较长的社会间接资本上。
赚钱的项目交给民间企业，并且帮助这些企业正常运营、获得收益，这才是地方自治团体应该做的事情。企业的蓬勃发展能够增加税收，可以消除财政赤字。但是，很多国营企业想要亲自挖出这桶金，急不可耐地踏入到民间事业领域，结果导致民间企业的群起反抗。并且，其经营状况也不尽人意，一直难以摆脱亏损的局面。
截止到1997年末，地方国营企业数量为271家，预算规模达到15兆韩元。从其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来看，盲目地投入公寓开发、骨料开采、农产品直销、陶瓷公司等事业，导致亏损的情况比比皆是。
1997年，在70个地方国营企业中，有43个属于亏损企业，而赢利企业只有27个。另外，国营企业总收入为2兆400亿韩元，而总支出为2兆7200亿韩元，造成6800亿韩元的亏损。
其中，地铁事业和医疗事业带来的亏损额最大。另外，从整体上看，国营企业经营效率呈继续恶化趋势，而这部分亏损则以国民交纳的税款加以弥补。没有做好准确的事业评估，只想要同时抓住公益性和收益性这“两只兔子”，这是国营企业面临经营难问题的主要原因。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地方行政的盲区（2）
目前，自治团体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尤其是IMF危机以后，地方税的大幅度减少，对自治团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半数以上的自治团体仅依靠所得税和注册税等地方税款，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以1997年全国自治团体财政独立度为例，市地区为，郡地区为。
民选地方自治团体团长，对于过去所遗留的各种地区开发事业，同样一筹莫展。各广域团体开展的地铁、道路、住宅开发、开发区等需要天文预算的事业，均在进行之中。这些事业的推进，原本依靠贷款及中央政府的支援，但是伴随财政紧缩、高利息等诸多因素的产生，以致出现初衷与结果相背离的现象。所以，众多国营企业面临停产危机，负债额也逐步扩大。对实行地方自治前、后的人均负债规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3～1994年人均负债额为27万2000韩元，到1996～1997年则为38万9000韩元，相对增长43％。
部分自治团体为了能够继续推进事业，采取引进外资和民资的措施。但是这种做法在实施上存在很大难度。在经济已经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意将投资放在初期投入高、资本回收不透明的国家事业上。
自治团体滥用预算的情况可以从各种送人情行政事例、高级办公楼和公房建设以及办公费规模上看出来。
1997年，全国247个自治团体因预算应用不当被检举的事例为2506件，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就达到10余件。尤其是面临地方选举时，自治团体团长的政绩宣传、送礼物、发放纪念品、派出产业视察团、募集捐款、向非补助团体提供补贴、过多举办活动等现象一直不断。
自治团体将其他事业弃之不顾，建设大规模办公楼以及自治团体团长恣意增加办公费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大田的一个区厅在IMF危机以后，依然一意孤行地进行新建区办公楼的工程。在上报预算时，因预算额超过初期计划的两倍而遭强烈斥责。在先抓建设的意识支配下，最近几年，难以计数的新办公大楼、文化会馆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
地方郡守的正式办公费，根据郡的规模，定为每年3600万韩元～4800万韩元不等。但是事实上，郡守可以在业务推进费、补偿金等方面支出经费，所以办公费的实际支出可达到数亿韩元。
地方自治团体所拥有的公房数量亦是如此，一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全国共有公房2338座，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占座，合计金额为970亿韩元，每年的管理费用为20亿韩元。可入住公房的资格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自治团体团长及副团长以及室长、局长、院长、科长，邑长、面长、事业所长、议会事务处干部、警察干部、消防干部等诸多人员。
今后，我希望各地方自治团体能够将半数以上的公房向民众出租及出售，或者作为公共设施使用。另外，缩小相对过大的公房面积，将其平均面积规划为30余坪左右，以防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前再度出现新建或购买公房的现象。
目前，在地方税收管理方面尚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几年前，一个在仁川区厅工作的公务员，利用骗取地方税底根及发票的方法，私吞数十亿韩元。事情被揭发以后，全国人民为之震惊。虽然国家一再促进地方税电脑化进程，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28万5千余起多收或误收事件。
最近，京畿道D市发生政府在提高居民税税率后，将提高部分应用于弥补前年财政空缺，遭到行政诉讼的事件。审判结果，政府败诉。由此，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消除漫无计划的惯例，在正确的征收原则下预测征收规模，并在此范围内确立事业计划，而且，有必要在财政方面制定更健全的管理制度。
地方自治制的根基是坚实的地方财政。与从国民处征收各类赋税的预算案相比，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计划，形成立足于投资优先顺序的资源分配体系，则更为可行。
当然，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地方议会、市民团体以及地区媒体积极、持久的监督。我们要以民选时代初期的执行错误为警钟，在未来建立起正确、完善的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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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拿与法国的自治制度
在发达国家之中，法国的行政领域较为发达。我曾有幸与法国行政学研究院副会长、道知事职业群协议会名誉会长保罗？伯拿博士进行了有关法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讨论。他是为了参加行政自治部下属地方行政研究院和韩法政法协会共同召开的学术大会来韩的。
在法国地方自治制度中，最吸引我的是中央政府对自治团体行使权力的方式。法国执行由国民直接选举的知事兼任自治团体团长和道议会议长，与中央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共同主持地方工作的制度，以此来保持了整体国家行政的一贯性。
法国是拥有5千7百万人口的独立国家。1982年修改《地方自治法》后，实现了行政上的分权自治。在法国，基础自治团体“公社”（mune）达3万6千7百72个，相当于中层自治团体“道”的部门（department）有100个，广域道地区政府（region）为26个。
《地方自治法》规定，各行政部门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