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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看。他的电影荧幕极小，比图画书大不了多少，放映的全是关于《圣经》的内容。我们在他那里很是开心地度过了一两个小时，直至天晚了才心满意足地向他告辞回家，临走，他还在铺里煮面条给我们吃。我和弟弟都乐坏了，我对弟弟说：“这太好了！只要我们向他表示对耶稣有兴趣，就有图书看，有小电影看，还有面条吃，以后我们常来这个地方吧。”从此之后，我们一有空就去找他。
有一天，我们看完小电影后回去，已经很晚了。母亲便板着脸责问我们：“你们俩到哪里野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们如实地报告了有关的情况。母亲不信，说：“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你们俩该不会是受人骗了吧？要么就是说谎。”说完，便装出要“家法侍候”的样子。我们兄弟俩都觉得很委屈，一齐对她说我们没有撒谎，不信可把那位叔叔带来作证。说完，我们果真跑出去把司徒怀恩叔叔领到了家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叔叔与母亲及五哥一见面，居然非常投缘。他不仅替我们解除了挨打的“困厄”，而且很快就使母亲与五哥都皈依了基督教。母亲是浸信会的，五哥则是另外一个讲英文的教会的。在母亲和五哥的影响下，我也曾受洗，不过后来没有坚持参加教会的活动。
五哥自从皈依基督教后，常常和司徒怀恩先生以及另外一位信徒聚集在一起，相互探讨《圣经》所说的道理，并且每天都跪在地上祷告半小时，至今不变。他原本在半山的警署工作，信教后干脆辞掉了这份差使，跑到国外去念很难读的神学。他今日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神学家，实导因于我们与司徒怀恩叔叔的偶然相识。我自小到大，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深刻地影响了家人；要是有的话，这就算一件了。我母亲与五哥信教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偶然的小事，也可以引出重要的结果。听说从前有一个历史学派很重视偶然的事件对历史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说假若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高一点的话，整个世界历史就会被改写，这种说法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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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婚姻
迄今为止，我的一生曾经历过三次婚姻。每一次婚姻的缘起、经历和体验，都大不相同。
我的第一位妻子叫陈瑞芬。她是一位香港的实业家的女儿，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是在香港司法部三级文员的任上，与她认识的。她的父亲是客家人，当时在九龙开有一家生产藤器的大工厂，与他的两位拍档一起在尖沙咀拥有一栋大厦，叫“藤器大厦”。后来这所大厦卖给了恒生银行，变成了现在的恒生银行大厦。我二哥开办的文艺书屋，就位于这所大厦里面。
说来也有趣，我与她从相识到相恋，竟缘于她母亲的撮合。瑞芬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奔放、富有活力的女人，十七岁就嫁入了陈家，生有九个孩子，其中三个是男孩，六个是女孩。那时，我作为司法部的三级文员，每天都在办公柜台上接待来访者，协助他们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有一天，接待大厅来了一位穿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她就是瑞芬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她来到我跟前，跟我说要进行一个有关方面的宣誓，我便帮她填写宣誓表。她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在我帮她填表的时候，她不时地与我拉家常，问这问那，甚至问我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结婚。在办完事后，她又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她们家玩。她说她们家在青山有一栋靠海的别墅，在那里可以游泳。她还告诉我他们家有好几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在一起玩玩。临走之前，她热情地将她家的地址写下来塞给了我。我不忍拂却她的好意，也对她所描述的豪华产生了好奇，便接受了她的邀请。
过了几天，我如约来到了她家。她和她的孩子们对我的到来都表现得很高兴。正是在这次造访中，我认识了她的大女儿瑞芬。瑞芬属猴，比我大一岁，模样长得普普通通，但为人却十分善良敦厚。她像一位大姐那样对我，我在最初见到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她对我似乎蛮有好感。大约她母亲也认为我配她比较合适，便不时地为我们的交往创造条件。比如经常邀请我来他们家，当我与瑞芬在一起时故意找理由走开之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慢慢地也对这位大姐姐有了一些好感，双方越走越近，最后便成了夫妻。那时我还很年轻，不大懂得认真考虑婚姻方面的问题，只觉得她为人善良厚道，与她结合也不赖；而且她家中很有钱，就算将来挣不来钱，在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压力。我与瑞芬相识的时候，我们家早已破产，而我自己只是政府机构中一位低品秩的工作人员，收入十分有限，与她这位富家女谈婚论嫁，本来并不“门当户对”，但是她的家人对此似乎都不怎么在意。客家人向来就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女儿能嫁出去，就万事大吉。而且我比较争气，在认识她不久，就升任了翻译官，月薪由几百元增至一千七百元。在她家看来，我所从事的也算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了，因此她家很快就认可了这门亲事。于是我们便在1969年登记结了婚，次年生下了女儿王小芬。
不过，我和瑞芬的这段婚姻，前后只维持了六年时间。关于我们离婚的原因，在第五章再予介绍。瑞芬与我离婚之后，最初仍和我女儿一起住在我父母家，直至后来她自己买了一套房子，而我在此之前就已经搬出了家里。离婚之后，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我与瑞芬完全没有联系。我把整个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事业上。但是我与她毕竟曾经夫妻一场，而且生下了一个体内流淌着我们血液的女儿，因此等到我的事业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我又与她们建立了联系。那时她家的生意已一落千丈，连那栋海滨别墅都不得不以很低的作价拿去抵了债。从那时开始，我便在生活上接济她们，直至现在。我这样做完全是自愿而无条件的。
女儿小芬长大后，曾有一段时间与母亲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已经取得了美国的绿卡，却不怎么喜欢美国的生活，最后便都放弃了在美国的居住权，现在她们依旧生活在香港。
晋升翻译主任
一次大胆的毛遂自荐，使我挣脱了做三级文员的宿命，成为了一名暂委翻译官。1969年，在好几位法官的举荐下，我在司法部获得了正式晋升，成为了翻译主任。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了三年。在担任此职之前，我曾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接受了必要的岗前培训。虽然我是以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学习与培训的，但是我的晋升与这些课程的学习与岗位的培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上司本来就已经很赏识我。
在我升任翻译主任前，我曾以助理翻译的身份担任过一个谋杀案的翻译工作。在那次庭审中，主翻译是翻译主任，控辩双方的盘问，由他向证人翻译；我则坐在被告旁边，告诉他现在庭审到了哪一步，争论的焦点在哪里，结论如何。那个被告显然对法庭的判决结果很在意，在庭审的过程中不停地问我现在谁在说什么，法庭有没有采纳意见。我最后告诉他，刚才主审法官判你有罪，因为陪审团一致认为你犯有罪行。他又很紧张地问：“那现在又怎么样？法庭打算怎样处罚我？”当时香港的法律规定，若判犯人死刑，法官便会把一条黑纱放在假发上面。我见到法官正拿黑纱，便知道要判他死刑了，于是告诉他，你好像要被判死刑了。哪里知道我的话音刚落，那位囚犯就已经吓得把整条裤子都尿湿了。我以前只是听人说过有人会被吓得尿裤子，这次自己竟然亲眼见到了。这次审判，是1968年底的事。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囚犯，是香港历史上最后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想不到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件，其庭审的翻译助理工作竟是由我来进行的。
在担任翻译主任的三年间，我接触了很多大牌的律师（包括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性格各异，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尖锐，有的人缜密；有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人少言寡语，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开金口。但不管性格如何，他们都显示了知识的广博与思想的深刻。他们的风采、魅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的处事方式与风格，也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长期与他们在一起工作，难免受益。尤其是他们的辩论技巧，对我日后在保险训练营作激励演讲，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记得有一次，我协助一位法官审理一宗牵涉许多小商贩的案件。因为牵涉的小商贩太多，如果我对每一位小商贩都详细询问，那么审理的时间就会花费很久，要是这样做，那当天的下班时间就无法获得保证。为了省事，我自作聪明地问那些小商贩：“你没话说了吧？”偏偏主审法官是一位懂中文的英国人，他听到我的问话后对我说：“王先生，您不应对他们说‘没话说了吧’，而应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主审法官的提醒让我感到很汗颜。其实这两种提问方式都可以节省翻译的时间，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它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明白了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主审法官的提醒让我明白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主审法官的提醒对我教育很大。我后来与我的下属们交换意见，往往也要求他们做到必须准确、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含糊其辞。比如说，在决定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最先可能会不同意；当你仔细地解释了一番之后，他们或许就会说：“哦，对的，我同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仍不甘罢休，我会说：“你不要这么简单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你要向我讲清楚你为什么会同意。”若是每个人都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同意就“同意”，这样的“同意”是没有力量的；由没有力量的“同意”来决定要进行的事情，是很难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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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然
东汉班固的《通幽赋》，有一句“北叟颇知其倚伏”的话，指的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塞翁失马”的寓言。那则寓言说，在靠近北方边塞的地方，住着一位老翁，他精通术数，善于卜算过去未来。有一次，老翁家的一匹马忽然挣脱羁绊，跑到胡人之境去了，邻居知道后都来安慰他。他平静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过了几个月之后，那匹跑失了的马突然跑回了家，不仅自己回，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得知，都来向他道贺。老翁却淡然道：“这件事难道不是祸吗？”老翁的儿子生性好武，喜欢骑术，有一天他骑着那匹骏马到野外练习骑射，不小心从马上仰面摔了下来，成了残疾。邻居们听说后纷纷来慰问他。老翁不动声色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又过了一年，胡人侵犯边境，四乡八邻的精壮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作战，死伤者不可胜计，唯独老翁的儿子因残疾没有被招当兵，从而得以保全性命。这则寓言，堪为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名言当注脚。世事的确是祸福相倚、变幻无常的，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未到而立之年。那时的我，无论是生命还是事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阶段。在我的身体内，时常有一股激情在流淌。梁启超说：“少年人如朝阳，如乳虎，如铁路，如白兰地酒，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这句话在当时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在香港司法部，我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由于我的英文才能被发现，我由一名三级文员被提拔为暂委翻译官。这个职位，原本是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人才能担任的。当时我的同事，便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我被破格提拔，不是说明了自己在上司的眼中，已具有与他们对等的实力么？更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是，我担任暂委翻译官还没有多久，又被正式提拔为翻译主任。仕履的一帆风顺，使我深信自己未来必像“朝阳”、“乳虎”、“铁路”、“白兰地酒”、“春前之草”、“长江之源”一般，充满着无尽的活力与希望。可是后来的结果与我所曾经憧憬的完全相反。
我在司法部的地位提高之后，就有了出入上流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