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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诉那些游说者：“我不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点事这么难！可见市政府的官僚作风、行政作风！”
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诉讼受理期结束的前一天，有关部门通知我速去办理出国手续。接到这个通知，内心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事情非要到这种地步才能办？
后来，细细一想，市政府突然那么痛快地转变态度，大开绿灯，缘由有三：
一是行政诉讼的力量。一旦开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为”的名声是很难堪的，市政府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是来自马来西亚总理府的督促。总理府将有关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务院，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北京方面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三是据说###总理通过有关人员给宁波市政府明确指示：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徐思众的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手续问题，赴马行程一直延搁不定，直到9月26日，我才从广州乘上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
出发之前，我撤消了对市政府的行政诉讼。
（8）总理命令警车开道
现任马来西亚副总理的那吉也是珠心算的追捧者。
原定时间于10月3日下午4时见马哈蒂尔，但我迟到了——
那天下午2点钟，###部长那吉首先在###接见我，和我谈有关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的具体事宜。因为谈话内容重要，一下就谈到了３点多钟。李锦成翻译抬起带表的手腕，示意我们该结束了。
那吉部长连忙说：“再谈５分钟吧，把最后两件事商讨一下。”3点40分，部长才把我们送出他的办公室。
乘电梯下楼时，我不停地问李锦成：“不会耽误时间吧？这儿到总理府要多少时间？千万不能让总理等我们啊！”
李锦成看着手表为我掐算着：“这儿到总理府共15分钟的车程，还有5分钟我们可以停车、上楼，不会耽误的。”
上路后，我们傻眼了：塞车！车子走走停停，跑不出速度。我和李锦成心急如焚。我不停地看表，眼看着约定接见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又一分一秒地过去。
总理府那边，上上下下也在焦急等待着。李锦宗秘书后来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况：
当天下午4点不到，马哈蒂尔已准时来到办公室。4点一到，马哈蒂尔见我还没有来，就看看手表。又等了几分钟，他就严厉地询问安排这次接见的秘书：“怎么回事？”
秘书回答：“我们已通知了对方，下午４点准时到达。”
马哈蒂尔指了指手表：“现在４点钟已过了。第一次安排，是因为不相信我要见他，所以错过了。而这次为什么还没有安排好？”
秘书知道李锦成一直和我在一起，连忙拿起电话询问李锦成。
李锦成急忙把堵车的情况向他说明。一会儿，秘书又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被堵在了什么地方，我们的车牌号和车辆颜色，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在那里不要挪动位置，总理听说你们堵车了，马上派警车来为你们开道。”
仅仅几分钟，前方传来警笛的声音，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来到我们周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理竟然命令警车为我开道！
追随警车，一路向总理府飞驰。那种场面和气派，我只有在电视上、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见到过。为见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如此用心，这不仅说明了他对我的款待，更说明了中国珠心算在他心中的地位。
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停在了总理专用轿车停车位旁边。一出车门，早已伫立守侯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平时见总理，还有一些安全检查程序，此时全免了，我们跟着工作人员直奔总理办公室。
总理早已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
马哈蒂尔这次接见我，主要是探讨在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的具体方案。第一次见马哈蒂尔之后我就决定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份详细的珠心算推广计划书，同时准备带给总理我撰写的珠心算书稿。
“这是我最新的著作。”
我把带来的箱子打开，整整一皮箱都是手稿，长达１００多万字，是我曾出版的《中国心算大全》和《中国珠算大全》书稿重新修订合成
的《中国珠算心算大全》。
总理看着一箱书稿，惊叹道：“都是手写的？”
“是的，请您过目。”
我把这100多万字的手稿郑重地交给了马哈蒂尔。
马哈蒂尔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他把这本书稿交给有关部门，先是组织专人翻译，后又找来有关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反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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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你准时到达北京”
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
我第三次到马来西亚是持旅游护照出境的。那是1996年7月。
当时，我到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总理府官员们的孩子学习珠心算，有7个孩子参加，其中就有马哈蒂尔的养子、副总理安华的孩子。
8月3日，在马哈蒂尔家辅导他的养子学习珠心算时，秘书告诉我：“8月下旬，首相应###总理的邀请要到中国访问，他希望在北京和你见面。届时，我们会通知你。”
7日回国后，我一直惦记这事。心想，总理一定有重要的事要与我谈。
果然，8月17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应###总理的邀请将于8月24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8月24日，马哈蒂尔总理乘专机抵达北京。下午6点飞机降落首都国际机场，7点我就接到了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发来的传真：“浙江省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思众先生：应###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于今晚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定于8月25日下午3点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接见你，请你准时到达北京。”
8月25日下午；马哈蒂尔在中国大饭店的２０层总统套房会客厅里接见了我，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阿米尔· 嘉化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陪同在座。
我又给马哈蒂尔带来了两份礼品：
第一份是培训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师的计划书。第二份礼物是徐思众牌算盘。这个小算盘有两个特点：算盘的清盘器采用了吸铁石装置；我还对算珠的大小、算盘的结构进行了改革；使之更符合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可以促使手指小肌肉群频繁活动，刺激大脑皮层，达到在脑子里打算盘的效果。
马哈蒂尔总理当即拨了拨我给他的算盘，连连点头：“好，好，这种算盘好！”
我知道总理在访问中国时接见我，一定有比较重要的话要讲。果然，在接见快要结束时，总理对在座的两国大使说：
“我要徐思众，第一，我要他的人；第二，我要他设计的这种算盘；第三，我要他的点子；第四，我要他写的课本；第五，我要他的教学方法。缺一不可。希望徐思众能支持马来西亚政府。”
这次接见后，没有多长时间，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通知我：“你的特别贵宾签证已经办好，可以到大使馆来取了。”
我在慈溪市珠算协会一干就是8年。作为珠算协会唯一的专职副秘书长，旁人眼里，虽是闲职，工资却不低，令人羡慕。但马来西亚二度归来后，一个念头产生了。
这就是尽快辞职。
我要把珠心算事业做到我的极致，目前的状态已经有碍于此，我就要改变它。
时隔一个多月，辞职报告批复下来，我去办理了所有的辞职手续。记得当时单位算给我的辞职等费用是13 200元，加上我个人多年积蓄的5000来元钱，我的全部身家一共是18000多元。我要靠这些血汗钱去闯荡天下，实现梦想了。
辞职后，母亲一遍遍数落着我的不是。哥哥姐姐都不理睬我，觉得我太叛逆，断送了一家人的希望。我告诉他们：“徐思众做任何事都是用头脑考虑过的，我不会头脑发热，不会做没有目标的事，没有了工作，我照样还是一个男人，照样能养家糊口。”
（10）给我一千万，还你一个亿
“神算子”书包是慈溪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
我的第一桶金开掘得异常艰难，也常常要冒违规之大不韪——
大马归来，另一个成熟的念头就是尽快打响自己的品牌。惟有品牌才能使事业真正扎根市场，扎根人们心中。
建立品牌的第一步，就是在慈溪先创办一个“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筹备工作私下早已完成。
1996年2月29日，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我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办珠心算培训班挣钱。
依旧打品牌。我以慈溪市珠算心算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向市教委申请创办“慈溪徐思众珠心算培训中心”。市教委很快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我们开始向社会招生。但广告过后，应声而来的不过23 个学生，每人学杂费是 150 元。一番折腾，我们基本没赚。
不久，我又同样以研究所的名义举办了一期全国珠算心算教师培训班。 134 名老师报名，为时4 天，每人收学杂费 100 元。这次培训受到老师们交口称赞，但经济收益甚微。
为什么经济收益不好呢？很显然，收费标准太低，光去考虑社会效益而忽视了经济效益。毕竟大家都是教师出身，赚个钱扭扭捏捏，觉得有辱斯文。
再办培训班时，我对培训班的整个运作过程重新调整，提高收费标准。培训班的名称明确为：神算子培训班（以后注册了“神算子”服务商标）
我向物价局提出了每人每期 280 元学杂费的申请。
好不容易拿到物价局新核价后，我们开始了新一轮招生。
在电视、报纸上做广告我做不起，太贵。怎么办呢？其实，孩子们学习什么，往往由父母决定。还不如实在点，因陋就简地发布广告，想办法吸引家长的眼球。
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菜市场，那里人流量大；一个是公共厕所，人在如厕时，很容易注意眼前的东西。
说干就干。我买来墨汁毛笔，通宵达旦地制作广告。
夜深人静，我就骑上自行车，怀揣一堆广告宣传单去公厕张贴。男厕所还好，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去女厕所务必非常谨慎。弄不好，别人把我当坏人的。尽管深夜静悄悄，我还是非常仔细，贴着墙壁喊着：“里面有人吗？”没有回音，我才小心翼翼进去。
一般凌晨3点钟，贴完厕所广告，我就赶回来，用一个小三轮车拖着木板广告牌去一个个菜市场，放在进口处，好让那些清晨买菜的人一眼看到，印象深刻。
8点之前我又逐一将木板广告收回。8点过后，城管人员就上班了，为了市容，他们不但没收广告牌，还会罚款。
广告有效，一举招来 230 个孩子！研究所的全部收入突增五六万元，去掉工资和场租费等费用，我们赢利了！
一天下午，我到一所小学门口做调查。正值放学时分，看到一个个孩子背着书包鱼贯而出，突然福至心灵：书包不正是广告发布最佳所在吗？
第二天，我用第一笔培训利润买了一批小学生书包，在每一个书包上都印上我的“神算子”商标、招生年龄、联系电话和“徐思众珠心算”几个大字。
书包成本不过 15 元。我给每一个到培训中心来的孩子发了一个。一个书包至少可以宣传到几个人，起码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随着培训班人数不断增加，背书包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慈溪的小学生比着要背我的书包，以此为荣。
红底白字，夺目耀眼，当年是慈溪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
第3期培训班，一次就招了 400 多人。这时，全部流水账已达10 万人民币。到第 5 期、第 6 期开班，每期学生已有五六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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