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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哈里斯·盖洛德·沃伦，《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纽约：诺顿出版社，1967〈1959〉）；默利·罗思巴德，《美国的大萧条》（纽约：理查森…斯奈德出版社，1972〈1963〉）。奥尔森和沃伦一般对重建融资公司持赞许态度。
这样，在竞选过程中，现任总统胡佛成了严格审查的对象，而在野的罗斯福反倒比较自由，能够忽而在这次讲演中谈谈他缩减开支的传统观念，忽而在那次讲演中谈谈他消费不足的新观点，并呼吁增加支出。在其关于消费不足的演讲中，罗斯福把企业家描绘成导致大萧条的无赖，把政府描绘成抗击大萧条的英雄。他在讲演中时不时地攻击企业家一把。“5 000个人实际在控制着美国的工业。”他对波士顿的一批听众说，“而且在这控制工业的5 000个人中间，有些人还想侵犯那些处在他们巨大的经济权力压迫之下的人的神圣的政治权利。”罗森曼：《公共文件集》Ⅰ，第751…752、846页。论述罗斯福总的经济思想以及其消费不足论的专著，见丹尼尔·富斯菲尔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与新政的起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尤其是第245页。 。。
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7）
罗斯福准确地预测到，胡佛一定会指责他消费不足的观点将导致政府规模和公共开支的膨胀。因此，罗斯福对自己将如何实施其“根据消费调整生产”的计划故意含糊其辞，而且为了躲避批评，巧妙地承诺平衡预算，然后将胡佛逼到了墙角，因为他的政府是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支出最为庞大的……他在位的四年，是“我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所见到的和平政府中最没规矩、最奢侈浪费的四年”。罗森曼：《公共文件集》，Ⅰ，第751…752、799、809页。
罗斯福从来没有说过他将如何兑现在匹兹堡作出的承诺，把“现在联邦政府项目的开支削减25％”，也没有说明他将如何兑现在旧金山和芝加哥作出的承诺：重组工业、调整工资、重新分配财富。这些都是不可能兑现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政治把戏，明明知道自己的许诺无法兑现，但还是要讲。罗斯福20多年的首席顾问路易斯·豪曾经帮助他整理过许多讲稿。在对一群学生讲话时，豪自己承认：“作为职业政治家，要想诚实是不可能的。”豪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你想靠政治混饭吃，你就不能诚实地去做事。”。
对罗斯福自相矛盾的竞选承诺，胡佛感到极度受挫。胡佛说，罗斯福不是真的想平衡预算，而是想重组政府。10月31日，胡佛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他最清晰、也最富打击力度的竞选演说。他说：“这次竞选不光是两个人之间的角逐，也不光是两个党之间的角逐，而是两种政府哲学之间的较量。”胡佛说得更具体了：
（罗斯福）提出要大幅度改变美国制度，并且提出要实行新政。为了考察他这些说法背后的哲学背景，我想请大家注意*党候选人9月23日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去发现自然资源，也不是去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做好现有资源和工厂的管理这件不那么戏剧化、也很冷静的事……建立剩余产品的市场、应对消费不足的问题、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使经济组织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胡佛接着说：“如果说这些措施，这些许诺……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大幅扩张，意味着官僚机构前所未有的膨胀。”胡佛认为，政府规模的膨胀将促使议员不遗余力地为其选区争取好处，从而将负担转嫁到全国的纳税人头上：“我们的立法机构不可能将权力托付给一个*者，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托付，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会在代表其选民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特权和特殊的服务。”他以预言家的口吻总结说：“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从局内人到局外人的转变。它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发展方向将会有怎样的决定性变化。”
胡佛的问题，不在于他讲话的内容，而在于他任总统时干了些什么。他没能缓和大萧条。他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而罗斯福反对它。胡佛浪费5亿美元设立了一个农业委员会，实际上仅仅是鼓励了生产过剩，然后将这些过剩产品倾销到国外。他向负债的企业支付了三倍于其债务的款项，但太过于政治化，因此也让人瞧不起。罗斯福的许诺也许充满了明显的矛盾，但胡佛的政策却充满了明显的错误。因此，他对罗斯福的批评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在选举日，罗斯福赢得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他开始了一个关键的总统任期，用胡佛的话说，这个任期“将决定我们国家下个世纪发展的方向”。
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和幽默感……正如胡佛所预测的那样，他不愿意运用政府的权力去缩减开支和降低税率，而是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大萧条。新总统自豪地宣布：“首先，让我重申我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作为化解恐惧的良方，罗斯福说：“我将请求国会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去发动一场针对紧急事变的战争……”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这种广泛的行政权可以用三组共计九个字母来概括：NRA、AAA和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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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1）
意在促进工业复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发展。最终，最高法院认定，它是违宪的，但罗斯福依然继续支持它。
让我们从新政促进工业复苏的尝试……《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说起。该法案1933年成为法律。关于该法案，罗斯福曾经说过：“《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可能会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法案而载入史册。”塞缪尔·罗森曼编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共文件与演讲集》（纽约：兰登出版社，1938），Ⅱ，第246页。总统这么说是对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确实是革命性的。它允许美国的工业家共同确定其产品的价格，甚至影响价格的工资和工时。从钢铁、煤炭行业到垫肩和狗粮业，各行业的领导人应邀坐在一起编订“公平竞争守则”；这些守则对本行业所有的生产商都具有约束力。劳工也可以经常组织起来，而反托拉斯法则被中止实施。
按照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制度，企业通过竞争和创新来销售各自不同价格、不同档次的产品，但这一制度被颠覆了。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规定，任何行业中的多数生产商得以合法地确定某个工厂可增产多少、支付多少工资、实行几个小时的工时制、全行业的产品价格是多少。按照该法，行业里的商人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本行业守则的编订，但是不论他参加与否，他都受到守则条款的约束，如果他违反了守则，轻者要被罚款，重者会被送进监狱。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明确告诫人们，不要采取这种垄断价格的制度，并且列举了那样做的后果。“同行极少坐在一起，哪怕是为了联欢和消遣；但在某个针对公众的阴谋或者密谋抬高价格时会空前团结。”斯密得出结论说，“不过，虽然法律不能够阻止同行之间的聚会，它也不应当制定任何方便这类聚会的规定，更不用说强制他们聚会了。”
因此，假若斯密听到许多商人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出台的最初的议论，应该不会感到奇怪。某观察家指出：“众多商人涌入首都，去了解这个新的工业计划的细节。华盛顿的旅馆业高兴了，内阁成员却在叫苦。商人们想知道一切，但最主要的是想了解如何惩治本行业里那些减价的混蛋，以及如何确定一个不错的价格。”换句话说，已经成为法律的540多条准则具有抬高物价、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消除竞争以及革新工业产品的强烈倾向。巴特勒·谢弗，《限制贸易：反对竞争的运动，1918…1938》（宾夕法尼亚刘易斯堡：巴克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第108页。参见休·约翰逊，《从鸡蛋到土地的蓝鹰》（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35），第190…219页。
为什么罗斯福和力主实行新政的某些人如此热衷于看到高工资、高物价（生产率没有提高，竞争受到削弱）呢？由于他们相信消费不足论，所以他们认为，人为地提高工资，也就意味着提高了购买力，他们以为，这会有助于美国走出大萧条。假定人们挣得越多，他们消费得就会越多，这样就能刺激工业和经济的恢复。按照这种“高工资”论，效率高的、能创新的、敢降价的商人，都是魔鬼，因为据说他们是造成低工资和购买力日益减弱的罪魁。他们违反了“公平竞争”。他们的所得不光是其竞争对手的所失，还有整个国家的所失。《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通过鼓励制定“公平竞争”守则，给了全部已有的企业赚取利润、支付高工资、战胜压价者和发明者的机会。正如罗斯福所说，制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为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使他们得以购买更多的工农业产品，将我们的商业按新生活的标准重新启动起来”。 。。
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2）
被罗斯福任命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首脑的休·约翰逊说；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是个“神圣的事物……是自耶稣基督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55岁的约翰逊，在俄克拉何马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边界长大，西点军校毕业，脾气粗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进入政府，为伯纳德·巴鲁克和战争工业委员会工作。他的绰号叫“将军”或者“老铁裤子”，他长得结实有力，大块头，圆脸庞，宽阔的下巴，满脸浓密的黑胡子（只有两边间或发灰）。约翰逊是个爱激动的莽汉，性情刚烈。他性好狂饮，烟不离嘴，脏话连篇。约翰逊威胁道：“愿上帝怜悯那个或者那些轻视罗斯福的人。”贝鲁什，《〈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失败》，第10…12页；吉姆·鲍威尔，《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蠢事》（纽约：皇冠论坛，2003），第120页；谢弗，《限制贸易》，第106页。关于约翰逊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可信描述，参见约翰·肯尼迪·奥尔，《休·S。约翰逊与新政》（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5）。德国也在试验卡特尔，思路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差不多。见丹·P。西尔弗曼，《希特勒的经济：纳粹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1933…1936》（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跟罗斯福一样，约翰逊20年代的生意投资也失败了。他们对《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迷信不是基于经济规律，也不是基于对供求关系或者人性的认知。约翰逊宣称：“我认为工业能自我运行，也能自我管理。”即使经常倡导广泛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不赞同约翰逊的说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复苏，而且其实施也太仓促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S。马森也说：“如果说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的条款有效，那就是这会导致我们已经严重减少的国民收入进一步减少。”那些被高薪聘用的劳工之所得，正是那些在停滞的经济中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之所失。如果工资回归到其自然市场状态下的水平，更多的人就能找到工作，所生产的产品也会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反过来又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此外，正如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家爱德华·钱布林所说：“人为地提高工资，无疑强化了以机器取代工人的趋势……工资水平如果非正常提高，肯定会对那些本应该受益于这个制度的人造成伤害。”
通过在现有的生产商之间划分市场、垄断工资和价格，《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将全部行业视为停滞的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没有哪个行业符合这个模式。比如钢铁行业，当安德鲁·卡内基于1872年创立卡内基钢铁公司时，他不过是美国最小的钢铁生产商……而英国在世界钢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又大大超过美国。铁轨是当时主要的钢铁产品，铁轨的价格大约是每吨56美元。但是，与1933年情况不同的是，1872年的市场、价格和工资都是不确定的，它们都是变动的，所以美国的客户成了受益者。比如卡内基通过运用贝西默流程和敞开式高炉的冶炼工艺而降低了成本；他发明了双向记账的簿记体系；他在签订合同时胆大心细，坚信大规模的节约会帮助他圆满履约并且实现赢利。跟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假如卡内基发现哪种制轨办法更省钱，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拆掉工厂，及时按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