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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1）
章 夫
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写下这个题目，是想进一步开宗明义阐释《中国很高兴》这个看似大白话的书名。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看世界，审判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上，我们能够感受残酷，也能抵触阴暗处潜藏着的温暖。因此，我们不用窥探这个游戏的世界，更不用打捞或预测种种的游戏规则……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洞察到了自身内隐的不足，甚至是隐患，甚至是更大的陷阱……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真实地暴露了那么多的不高兴，所以，我们有了释放和从容，有了解决问题的淡定和不迫……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正在阔步走出不自信的阴影…………一定意义上讲，虽然有时我们不被理解，甚至误解缠身；虽然有时我们深感行路难趟，甚至步履维艰；虽然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这些声音还会无限放大；如是楚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有的一切都能化解，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许我们的眼里交织着希望和失望，心里隐藏着喜悦和悲凉……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路上。
虽然长路漫漫似无尽头，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宽阔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不高兴。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我们高兴的支撑点是5000年的文明。因此，我们很高兴地相信，中华民族会越走越远……2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唐太宗曾经辩证地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求统一、外抗强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才真正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近不可逆转。
……什么因素会给这个年份的经济运行打上最深的烙印？一个人物？一个政策？
一个事件？我想说，最大的可能是一种观念——新的发展观。
“提高执政能力”。自*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以后，这句话迅速成为被引用极为频繁的语句，自那时候起，“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生词汇。
3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谈论“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于是乎，“跳出××看××”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以为我们在口头禅“跳出去”就“国际化”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些夜郎自大。我们的身和心都死死围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驻足四顾的视野毕竟有限，谁还能看得更加辽远？
有时我们的情绪是激动的，但由于脚上的镣铐太沉，使得我们很难挪动步子，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我们经年久远的自画像。
其实，我们已经用百年的时间向世界靠拢了。虽然我们传承着老祖宗的聪灵，也曾一度以为世界的所有都是我们的“纳贡国”。但我们自从知道了“西方”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特别是“八国联军”给我们的印象太过深刻。故而有专家说，中国是从古代直接被西方“打入”近现代的，是带着屈辱与怨恨的心情向西方学习的。因为打不过别人，不得不俯首称臣低眉顺眼来适应“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如此，刀枪不入的冷兵器在坚船利炮的热兵器面前，谈论胜负已经失却任何意义，因为人类丢下生与死，战争的本身不过是一场强与弱的较量。 。 想看书来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2）
历史上的读书人面对“当前的问题”都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从历史的典籍中，尤其是五经当中寻找对当代问题的解答。包括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也自称“我没有什么新药方，只是贩卖古时的东西”。还有一个明末的顾炎武，面临当时那么多的问题，也只是寻找古代的东西，毕其一生留下一部寻古方、治新病的《日知录》……这也难怪我们的那些保守派们，三纲五常之下的君君臣臣，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背对未来，面对历史”到“背对历史，面向未来”，直接原因是因为打仗失败了。应该正视“当下”，才有“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非常之时的“未来”，就应该是西方了。于是乎，这个时候“经济”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邦济世”了。
中国发展中的某个阶段，套句《红楼梦》中的话来形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自鸦片战争以来，是西风渐盛、东风渐弱的过程，到“五四”前后，西风彻底压倒了东风。甚至于“全盘西化”的口号也提了出来。
此时此刻中国人的心态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传统文化被说得一无是处，照搬西方文化又屡屡“水土不服”……民族的心灵仿佛瞬间从博大精深变得空虚落寞了。
套用*·韦伯的话来说，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4叩问历史，远的我们或许记不住了，就说百年间的事吧。20世纪100年的总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中国做到了。
1918年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是年底，中国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代表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团员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
考察团此举有双重目的，其一参加巴黎和会，其二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触景生情：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如是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信念。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其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感叹。自从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偶像——欧洲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所以，直到1903年前往美国访问时，梁启超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此时，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是他眼中的共和 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地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直到70年后的今天，“70后代表学者”许知远帮我们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3）
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而拯救他们。
我们来进一步看看这位“中国70后”是怎样顺着历史的逻辑，来深刻解读近百年前那段经典的历史的——46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时间，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当时的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1918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情绪最终在1923年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
这场论战，也显示了日后中国很多争论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维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科学获胜了，但是胜利中又充满了苦涩。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凝视那段历史的话，就会深切地感受到，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制度上的失败，让中国渴望学习外来文明，这种学习后来转化成某种迷信；但是它内心的骄傲与愤懑又时时涌现出来，变成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从而去美化狂妄的现实。
5在印度做哲学研究的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曾感慨“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或许正是这样的共鸣，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现实的逼人。事易时移，时过境迁，这种“逼人”让大洋彼岸感受得更为直接。
2009年2月17日，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对名为“亚洲地区主义的战略性观点”的调查报告组织研讨。这一始于2006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访问亚太地区9个国家的“战略精英”，主要研究“亚洲地区主义”，这9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及新加坡。
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调查发现，9个国家的“战略精英”普遍预期中国地位会显著上升。他们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在各自领域内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以下的问题和结果都很有意思，我们不妨看看——“10年之后，哪一个国家会成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31％的人认为是美国。
对于“今后10年，自己国家与哪一个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回答，约59％的受访者认为，本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将是最重要的，认为与美国关系最重要的人占36％。在回答这一问题时，7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美国受访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人达76％。只有1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10年后日本将是对美国最重要的亚洲国家。
这一组数据和百分比，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已 经突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呈上扬趋势，中国的话语权正在日复一日影响世界。 。。
序言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4）
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在20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20年前，美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保罗·肯尼迪先生写下了一本影响世界的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这本书中，保罗·肯尼迪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出三大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这个战略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来竭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
最后，保罗·肯尼迪还如是强调说——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