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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推辞，吴功阳就收下了。
等李霁月离开，吴功阳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而事实上，当时副部长的女儿仅借了吴功阳5000元。
借出去5000元，李大姐却还回来10万元，吴功阳很清楚这差额中的含义。
果然，此事过后两个月，李霁月来找吴功阳了。李霁月的要求是让吴功阳替某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吴功阳没有找副部长在申请文件上签字，而是凭着自己是副部长秘书的身份，直接和机电司打了声招呼。最后某公司的申请文件被批准了。
顺利地办完这件事没多久，李霁月再次找吴功阳帮忙替另外一家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李霁月私下把申请文件交给吴功阳后，吴功阳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份文件放在要报给副部长的文件里。最后，这份申请文件副部长批了，并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到了机电司。
据业内人士透露，炒卖汽车进口配额利润大得惊人，一张工本费只有10元的进口汽车许可证，在黑市可被炒到十几万元。2004年11月29日，“河北第一贪”李友灿就是因为倒卖汽车配额受贿被判处死刑。李友灿是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他在3年内将1249个汽车配额提供给别人，竟然受贿4723万元。日均受贿5万元，创下了“全国纪录”。
没有确切数字表明李霁月倒卖了多少汽车配额，但毫无疑问李霁月在倒卖这些进口汽车配额过程中赚了大钱。但李霁月并没有忘了给她利润的人，2002年底的一天，李霁月约吴功阳在地坛附近的一个茶馆见面，李霁月把一个纸袋给了吴功阳。两天后吴功阳打开纸袋一看是，里面是20万元。
2003年年底，李霁月渐渐退出汽车进口配额的倒卖，因为当时中国履行WTO议定书的承诺后，逐步取消机电产品配额的管理措施，使得这一交易无厚利可图。
2004年开始，随着焦炭配额的紧俏，李霁月找到吴功阳说：“现在进口汽车配额在市场上不紧俏了，而焦炭配额很热，你能不能帮我找一家做焦炭的公司？”吴功阳当即答应下来，后来吴功阳通过朋友给李霁月介绍了东北一家从事焦炭贸易的集团公司，李霁月自己联系了了山西焦炭集团等4家公司。李霁月通过运作，请领导在申请焦炭配额文件上签了字。
焦炭出口配额的审批不是副部长的权限，所以李霁月把有领导签字的申请文件交给吴功阳后，吴功阳按照商务部内部要求把装有这两份申请文件的信封上贴了条形码，放在了部长的交换信箱中。过了不久，申请文件批到了外贸司，外贸司也最后批准了每家公司各4万吨的焦炭配额。
事后，2004年9月的一天，李霁月约吴功阳吃饭，饭后，李霁月交给吴功阳一个纸袋，里面是23万元。前前后后，吴功阳收到李霁月给他的53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吴功阳一部分用来装修新房，一部分投资到他的朋友开的公司。
职权换金钱，受人钱财自己遭灾
除了收受李霁月的53万元，吴功阳还在斡旋配额的过程中收受了另外4人的68万元，共折合人民币121万余元。这4个人找吴功阳都是为了汽车进口配额。
吴功阳认识阿依古丽与认识李霁月很相似，阿依古丽是在她找副部长时与秘书吴功阳认识的，接触过几次便熟悉起来。阿依古丽与李霁月一样出手大方，在求吴功阳办事之前就重重地投入了一笔。2002年8月的一天，阿依古丽约吴功阳在江苏大厦吃饭，临走时阿依古丽给吴功阳一个纸袋，说给小孩以后上学用，吴功阳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吴功阳把纸袋拿回家后一看是15万元，吴功阳明白，这15万元是为了铺路子。
吴功阳没有猜错，2002年底阿依古丽的公司就以新疆残联的名义向商务部申请汽车进口配额，她提出让吴功阳帮她。吴功阳把阿依古丽的申请文件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示后，文件按正常程序走到了机电司。事成之后，阿依古丽也没亏待了吴功阳，她以送给孩子玩具的名义给了吴功阳一个手提纸袋，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和900美元。
拿到阿依古丽两笔钱，吴功阳将第一笔用于炒股，而第二笔20万元还给了他的哥们关大海。此前，他向关大海借了21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汽车。关大海原是商务部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相识。2002年下半年，关大海的公司申请外贸进出口权，申请文件递到商务部后，他托吴功阳帮他协调一下这件事情，让申请尽快批下来。在吴功阳的协调下，缩短了备案的日期，这家公司的申请很快被批了下来。事后吴功阳得到了3000美金。后来，吴功阳在很多事情上帮助过关大海，2005年初，得知吴功阳要装修房子的关大海，送来5万元人民币。
秘书的职业是手眼通天的，在很多人眼里也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2003年，一位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想成为法国一家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在请法国公司的代表吃饭时，吴功阳以商务部副部长专职秘书的身份作陪。事成之后吴功阳得到了1。7万美元。
陪着吃一顿饭就能得到1。7万美元，不能不令人吃惊。
秘书的能量不仅仅如此，因为能够直接接触领导，秘书能够直接给领导递材料，这其中包括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吴功阳在外经贸部人事司工作时，曾去厦门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认识了一个叫叶小天的年轻人，叶小天分配到商务部下属的某国有大型企业工作后，担任汽车贸易部副经理。叶小天对中国汽车市场很熟悉，吴功阳觉得他对汽车贸易业务很有眼光，因此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业务问题。叶小天提出想在领取汽车配额方面更加方便，吴功阳让他写一些关于他们公司在经营汽车方面的情况给主管司局和部领导看，这样有利于他们公司的形象。过了不久，叶小天就写了一份他们公司关于汽车进口方面的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经过签批后，报到了商务部，后经过吴功阳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给了机电司，让他们作参考。客观地说，这份报告对叶小天在商务部的影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叶小天当然不能忘记吴功阳的提携，2004年吴功阳做专职秘书的最后一年，叶小天送给了吴功阳1。3万美元。
老老实实做事，明明白地做人，受人钱财替人办事，一直是吴功阳的处世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在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上体现出来，往往成为慷国家之慨。直到被逮捕后，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吴功阳才认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在法庭上，吴功阳哽咽着说：“今天站在这里，我感到很惭愧。做专职秘书前两年，我工作一直很努力，后来是我自身原因，思想上有所改变，法律意识淡薄了，有些事情当时在做的时候，很少向法律这边想。通过一年多的反省，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给社会国家造成特别大的危害，特别是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伤害，所以一直以来我是认罪的，我认罪是因为希望自己在良心上得到一丝宽慰。我愿意受到法律的惩处，希望将来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
2006年春节过后，李霁月被双规后供出了吴功阳。2006年3月26日，刚刚到单位上班的吴功阳被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带走。2007年7月4日，吴功阳因犯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事发山西，一根绳子拴住一串蚂蚱
孟丹和吴功阳出事是李霁月“咬”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咬出来李霁月的呢？
以李霁月为中枢，围绕机电、焦炭进出口配额发放的寻租链条有两端：一端是发放和管理配额的外贸系统官员，另一端则是各地使用或倒卖配额的企业。
李霁月倒卖焦炭配额的销路主要在山西，在山西市场，李霁月首先接触的“下家”是范萍，范萍时任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工会主席兼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4年下半年，李霁月计划“倒卖”4万吨配额给范萍，前提是按三七开，李霁月要“拿大头”。
但一开始，范萍放弃了这笔买卖。她在山西的神通广大是超过李霁月想象的。她曾是山西省商务厅焦炭出口协调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这里正是山西焦炭企业领取出口许可证的必经之地。如此不公的买卖在当时范萍是看不上眼的。
但是遭拒的李霁月并不恼怒，她有足够的耐心。生意场上的博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合作只是时机的问题。
果然，2004年11月商务部回收了配额分配权之后，范萍从省商务厅获得配额的渠道中断了。她不得不再次建立起与李霁月的关系。这一次，李霁月笑了。
在持续两年的合作中，李霁月一共向多家企业倒卖了16万吨焦炭配额，其每吨“中介费”最高近200美元，最低也有14美元。
那个时候，正逢商务部与欧盟就贸易进行多边谈判。由于中国的焦炭占到全球市场的60％以上，国内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重感冒。
震惊全国的“焦炭配额第一案”事发偶然，其导火索是2005年6月7日山西焦炭集团董事长牛新民涉嫌索贿受贿被拘，同年12月2日被捕，随后牵出范萍。通过对公司账目的追踪，牵出一系列涉案人员，其中包括李霁月。之后，李霁月又牵出了孟丹、吴功阳。涉足焦炭配额的20余人纷纷落马，仿佛是一条绳子牵出了一串蚂蚱。
2006年春节后不久，李霁月被“双规”，其后被捕。专案组对李霁月母亲住过的那套40多平米的房屋进行搜查时，查获大量现金。拆开一看，专案组成员顿时傻了眼：这些被普通纸张包裹着的都是人民币和美元。
现场随即被封存，并由中纪委专案组指定办案的河北省检方以及银行人员共同看管。在由银行专业点钞员清点现场时，检方人员还配备了24小时的现场录像。银行特聘人员点了共计一周，才点清楚这个小公寓藏有的现钞达到3000多万元。
这3000多万元大多是通过倒卖配额获得的。李霁月每次向“下家”收受大量现金后，便把钱运到这里。除了上述现金，专案组还查封了李霁月大量银行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金条、房产等，共计1亿多元。其中李霁月拥有的一套200多平方米的豪华住房，均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
2006年12月，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李霁月行贿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个人财产则被全部没收。
第六章 小钱撂倒下派高官
每个官员犯罪都有其独到的特点，杜甫来的特点在于，他是从中国地震局机关“带钱下派”到北京市地震局的官员，却把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与其他同样身居厅局级高官动辄贪污百万甚至数亿元不同的是，他贪墨的数额只有30万元，而且这些钱全部都是他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除此之外，杜甫来既无斑斑劣迹，也没有什么桃色新闻，这让人感到杜甫来这个贪官有点与众不同。
2007年1月26日，杜甫来站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因为他赴任时带来的那30万元没有像杜甫来一样去为天下寒士修茅屋，而是为牛栏山地震台“抹水泥”了。而这一抹，不但抹掉了他的局座，还将他的人生抹上了11年的牢狱之灾。∮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一笔小钱撂倒一个厅局级高官，此案引发的是我们对“带钱下派”官员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
荣登高位，带钱下派当局长
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北京的官级别高。想想也是，在外地，一个管辖上百万人的县长也只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能混个科级的乡镇长就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尽管北京的官级别相对高一些，但能在北京混上个厅局级领导干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这种好事竟让45岁的杜甫来摊上了。
杜甫来似乎跟11有点缘分，他11月出生，11月带钱下派，又是11月拿了不该拿的钱，11月被羁押，11月被审判，最后被判处11年徒刑。这个“11”，我们用口语读起来可以念作“要要”，正是杜甫来“要”了不该“要”的钱，才把自己撂进了监狱。
杜甫来1955年11月出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他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