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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5）
“企业家在转型，企业在转型，企业里的职员也在转型，除了做一个好职员、好职工之外，还要尽到企业的公民责任。”
王石现在开始主动要求自己也要好好尽到一个企业的公民责任。虽然在以往几年，他的个人收入里有1/3都用做了慈善捐款，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什么高度，他觉得这是个人行为，甚至和企业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他的登山、航海、探险一样。
王石把南极极点探险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7＋2”探险活动，开始的是他正式的公益事业，虽然之前他已经参加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但那次的参与更多似乎是给朋友面子。在南极探险为白头叶猴募捐后，他觉得这样的公益行为其实可以更主动些，因为以自己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力，自己的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将公益事业做得更有规模。为白头叶猴募捐，来源于王石的一个朋友：潘文石教授，认识潘教授应该是王石开始介入公益活动的重要一环。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一直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动物的工作，因为女儿在万科工作，所以和王石不期而识。王石是一个崇尚科学、崇尚专家的人，潘教授又从事这样崇高的事业，这让王石很有要帮帮潘教授的念头。在刚刚认识潘文石教授的时候，他曾经很激动地给记者打电话：“一定要来采访潘教授，他可算得上熊猫爸爸啊！”，兴奋的语气完全不像平时冷静的王石。
王石以前接受采访时说：企业家发展到最后，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现在他在这个概念里加了两个字：“社会公益活动家。”
作为社会公益活动家的王石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中城联盟”换届年会上，他把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的秘书长拉到现场去讲演，结果为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又拉到了5位成员，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10年里，阿拉善协会又多了500万的援助款项。对于一个非赢利性民间组织来说，这是最切实的帮忙。
王石说，2006年，他要多放一些精力在阿拉善生态保护的事业上。
引一句业内人的话：“企业公民阶段有几个明显的标志：第一，有好的治理结构和道德价值观念；第二，对企业员工的责任；第三，对环保的责任；第四，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贡献，包含税收，也含有经济上的一些付出。”
一个行善的企业家，一个主动行善的企业家，一个将行善作为事业的企业家——这是王石近年来的变化。他说自己的变化痕迹自己不曾察觉，直到2006年年初，他开始仔细想很多事情，才有些恍然之感：生活在变，自己也在变。
王石曾经大隐于市，他活得很自我，很自律，他寻找的是自我的角色。在繁杂的社会舞台上，他经常会退到一边，在自己的角落里放出自己的光彩，这些光彩与他人无关，只是他自己的事：他要实现的是他的个人价值。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舞台开始发生了变化，它的光彩开始和王石个人的光彩互引共生，更焕发出和谐之美，这吸引着王石。在以往的时间里，他的特立独行保持了他的威权，而现在，他要把这威权建立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把这威权释放到更多的地方。
我们替王石记住这个年份：2006年。
《王石这个人》跋（孙冕）（1）
跋
孙冕
王石又要出书了，是原《新周刊》的一位老臣周桦写的。
周桦早在《新周刊》做“行业巨头”栏目的采访时，经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人掏心里话，看她的文章，就觉得她与采访对象很稔熟，是多年深交。一天，她让我到深圳，说是深圳华侨城的老板任克雷请吃饭，答谢《新周刊》。看到任老总的热情，就知道周桦的采访写到位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周桦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带她去采访三九集团的总裁，也是《新周刊》原理事长赵新先，生怕给她什么压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帮摄影师拉电线打光拍照。其实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存在，两句开场白后就让赵新先掏了心窝！文章一写好排了版，我认真读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写赵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赵新先不让发表，只因他想让《新周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说自话。
我对王石说，周桦有独特的沟通能力。对一个采访对象，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让你不得不说，这就是功力。我常说，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当等待已久的猎物出现时，屏住呼吸，一扣扳机必须击中要害！周桦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不然，王石为何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为自己写书呢？
2003年，央视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顶，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顽皮好胜，常在女孩面前做些惊险动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树梢摇摇晃晃逞英雄，其实吓得直想尿裤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着五星红旗在珠峰上尽显中国人的豪迈！我敬仰得一塌糊涂，从摄影画报上撕下她登顶那张黑白照夹在课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认识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红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从西藏回到成都，我让周桦带着首席摄影师张海儿飞去做个专访。事后，王石对我说，他给周桦的时间很短，但她写得的确到位。
2000年的时候，周桦对我说，她累了想休息一阵。我说，去吧，早回。没想到她躲起来给人写电视剧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来。回来继续做记者没多久，刚好市场部缺个头，封新城想了半天对我说，周桦拿手与企业家打交道，基础好，让她当市场总监。我说，你定。就这样，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孩临危受命，披挂上阵了！贵州人的倔强泼辣、死不认输的秉性又让周桦发挥个透彻。她带着几个小女孩撑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为大姐头；仗着《新周刊》的强势和影响力，她们刨萝卜似地一路刨客户，直往《新周刊》的篮子装。《新周刊》号称“发榜”专家，光是每年发的四大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创意榜”、“新锐榜”，就忙得市场部头顶冒烟，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动，吃喝拉撒，迎来送往，每次活动就靠周桦率几个女孩忙上忙下。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总是说，到时把你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请来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动，我从不操心，周桦总是做得那么滴水不漏，既体面又热闹。有一年，《新周刊》在北京现代城发“中国电视节目榜”，因故停办，一切心血打了水漂，还损失许多钱。我有点想不通，又心痛手足们的辛劳白费了，犒劳他们时几次黯然泪下，周桦总是安慰我：“老爷子，没事的，我们从头再来！”有几个从头再来呀？！《新周刊》都10年了，该长大了，但《新周刊》的老老少少却总是长不大，永远那么的单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5年底，周桦又说要离开，要给王石写书，我说，去吧，写好就回来。昨天，洋洋20万字的书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文章一气呵成，我一口气读完，我为周桦喝彩！在书稿中我又通读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更加觉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听说王石一个大老总整天玩极限运动就觉得无聊，活那么累干什么？无意中我被昆明的孙海浩拖下了水。他为“红塔山”策划一次登山大会，要《新周刊》连同迪庆州政府合办攀登5 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听来劲了，因为，可以与王石一同爬山，可以体验他的人生态度。这是我有生以来攀登的第一个雪山！从哈巴村到大本营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背着大背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见到王石比谁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脚。我有意跟着他的节奏走，怪了，不一会，我的呼吸与脚步格外协调，气息从头到脚不断地循环，越走越轻松，一路到了大本营，除了一身臭汗一点也不觉累。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登上冲锋营地，我和王石住一个帐篷，才下午三点钟，见王石蒙头就睡，我问他：“这么早？”他说：“那你想干嘛？”是呀！没啥干也睡吧。后来，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时刻积蓄体力，漫漫长路在等着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开路我开路，步步相随，乐得不动脑筋，以他为标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登上哈巴雪山，就这么莫明其妙爱上了登山。永远记得在哈巴雪山顶上我用对讲机对大本营的呼叫：“我是踏着英雄的脚步登顶的！”那种幸福感在我心中长久荡漾，麻木了的激情苏醒过来，恍惚间新的生命在体内、在意识中“哗哗”地拔节生长。
王石登山就是认死理：从不因为旁人影响自己的节奏，当冲在前头的人在气喘嘘嘘就地休息时，他却一步接一步不紧不慢赶到你的前头。登山、为人、做企业，他心里有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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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跋（孙冕）（2）
那次，我拜王勇峰为师，结识了当今的许多风云人物：冯仑、张朝阳、陈章良、朱云来……新的视野在50岁以后重新打开，又随着他登四川四姑娘山、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峰……
2005年的一天，王石给我打电话：“北极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费用呀？”一听说要十好几万，我泄了气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呀？”王石笑了：“你真有钱去了，说明你屁股不干净。我来想想办法吧。”过不久，王石告诉我，他连同他几个好友，地产界的老大：冯仑、胡葆森、万捷、王若雄、李星等人给我凑足路费，成全我北极之行。在那茫茫的冰原上，太阳成一固定的斜角转圈，终日不落，冰面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头的队友就是你的参照物，就是你的目标。这时，不管你行走得多么机械、乏味、无趣，心是踏实的，因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说起他的万科，不无自信地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每年的产值是1 000亿，那就是万科的参照物！”王石还鼓励我：“50岁的男人，事业刚刚开始。”这些话，周桦在书中也一网打尽。
王石本说带我去南极的，却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壮举北京的庆功宴上，我悄悄问他：“为何不带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吗？”“什么毛病？”“在北极你丢三拉四的，一会丢羽绒服，一会在帐篷里又烧了羽绒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这都足以令你丢命，别说羽绒服，丢一只手套就没命！”这是我一生中被泼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几天来脑子里像有一条火辣辣的鞭子总拷打审讯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么过，你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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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