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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改变音乐的表现。对有些人而言，只要单纯调节音量就可以了。有些人则可能把音乐转换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会调整它的酬。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
当数字化艺术家提供了改编作品的手段时，他们同时也开创了数字化艺术发展的大好契机。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尔（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变成装饰艺术一样。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离经叛道者的沙龙
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媒体实验室坐落在一栋由著名建筑师贝律铭所设计的建筑中（设计时间是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延伸建筑之后，以及在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之前）。我们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来筹募财源、修建大楼和延揽人才。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除了魏思纳和我以外，这一群人还包括了一位电影制作人，一位图形设计师、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和一群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发明了多媒体的研究人员。
我们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当时的电脑界仍然是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系统结构的天下。维系我们的并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我们都相信，随着电脑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胜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这群人的结合可谓占尽天时，因为当时，个人电脑已经诞生，用户界面开始受到重视，电信工业也解除了管制。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厂和电视台的拥有者和经营者都开始自问：未来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两位聪明的媒介巨孽，时代——华纳的史蒂夫。罗斯和迪克。门罗凭直觉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疯狂的新项目…对他们来说，用不着下多大的本钱。于是，我们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研究机构。
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而互联网络上的冲阶浪手则成了在街头游荡的疯孩子。数字一族的行动已经超越了多媒体，正逐渐创造出上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这些网上好手结缘于电脑空间。他们自称为比特族或电脑族，他们的社交圈于是整个地球。今天，他们才代表了落选者沙龙，但他们聚会的地方不是巴黎的咖啡厅，也不是位于坎布里奇的贝律幸铭建筑。他们的沙龙是在“网”上的某个地方。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
结语——乐观的年代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
我天性乐观。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
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机会，就像过去工厂被改头换面一样，很快地，白领阶层的工作场所也会全然改观。工作上的终身雇佣观念已经开始消失。
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比特，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这一变革发生的时间，恰好与印度和中国的20多亿劳动大军开始上网的时间同步（这一点毫不夸张）。美国皮奥里亚的个体软件设计人员，面对的竞争对手可能在韩国浦项。马德里的数字排版工人也会直接面对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的竞争。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在硬件发展和软件生产两方面到俄罗斯和印度进行“外购”了，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廉价劳工，而是要网罗愿意比本国人更勤奋地工作、更有效率、也更守纪律的高级技术人才。
当工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互联网络也不断壮大时，完全数字化的办公室也将出现，早在政治走向和谐、关贸总协定谈判就原子的关税和贸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爱维养矿泉水的权利）达成协议之前，比特就已经变得没有国界，比特的存储和运用都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事实上，在数字化未来中，时区可能要比贸易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可以想象，有些软件计划将会24小时不停地在全世界接力开发，从东方到西方，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或是由一个小组交接给另一个小组，当其他人进入梦乡时，会有人接着干。微软公司将需要在伦敦和东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三班倒加速开发软件。
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而在今天假如有位秘书丢掉了工作，至少他还熟悉数字化世界，因此拥有可以转换的工作技能。
比特不能吃，在这个意义上比特无法解除饥饿。电脑没有道德观念，因此也解决不了像生存和死亡的权利这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生存有四千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
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沙皇退位，个人抬头
对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商业及电脑业自身。所谓的“管理信息系统”沙皇，过去总是高坐在开着冷气、用玻璃隔着的阴森森的房间里发号施令，如今却披上了皇帝的新衣，几乎销声匿迹。少数人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经常是因为他们的级别太高，无人能炒他们的欧鱼，公司董事会不是与外界脱节，就是在睡大觉，也可能两样全占。
看看“思考机器公司”的例子。这家由电子工程天才丹尼。希利斯一手创办的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超级电脑公司，只存在了10年就寿终正寝。在短短的10年里，思考机器公司向全世界推出了大规模并行处理的电脑架构。它的衰落不是由于它所谓的“联结机器”（ConnectionMachine）管理不当和工程失误造成的。思考机器公司所以化为泡影，是因为并行处理可以被分开来做；同样的大规模并行处理的体系结构，突然之间，已经由于低成本、批量生产的个人电脑的相互联结而成为可能。
虽然这对思考机器公司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它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刻的寓意上，都是一条重要的讯息，因为这意味着未来的企业，只要在内部普及个人电脑，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把这些电脑联结起来共同处理计算消耗较大的问题，它就可以用一种新的、可升级的方式满足自身的电脑需求。电脑确实既可以为个人服务，也可以为群体服务。我看到同样的分权，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民族国家本身也将遭受巨大冲击，并迈向全球化。50年后的政府一方面变得更庞大，一方面则变得更渺小。欧洲发现自己正分裂为一个个更小的种族实体，与此同时，它却试图在经济上联合起来。民族主义的力量很容易让我们对任何世界一体化的大的努力都嗤之以鼻。但是，在数字化世界里，过去不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将变成可能。
今天，当全球20％的人消耗掉80％的资源，当1／4的人类能享受到不错的生活水准，而其余3／4的人还过着贫困的生活时，我们怎么可能轻易消除这巨大的鸿沟呢？当政治家们还在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沉重前行，新的一代正在从数字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完全摆脱了许多传统的偏见。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的孩子们则完全不受地理的束缚。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新的希望和尊严
数字化生存的和谐效应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过去径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都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一种前所未见的共同语诞生了，人们因此跨越国界，互相了解。今天在学校里上学的孩子，都有机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例如，你可以把电脑程序看成一组电脑指令，同时还可以把它当作由程序的文字缩排而成的诗篇。这些孩子很快就领会到，了解一个程序，意味着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
但是我的乐观主义更主要地是来自于数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今天，信息高速公路也许还大多是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如果要描绘明天的话，它又太软弱无力了。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并且发现，只有成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
我不是因为预见了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而激发出乐观的情绪。发现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方法，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可行途径，乃至造出一种能吸进我们的空气，喝进我们的海水，再以无污染的方式将空气与水排出来的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随风消散。
然而，数字化生存却完全不同。我们不必苦苦守候任何发明。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
后记——乐观的年代
你还不相信有指数增长这回事吗？
目前，环球网的网址每15天就增加一倍，每隔4分钟就出现一个新的主页（homepage）。自从《数字化生存》的英文版精装本推出以来，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这些互联网络的词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大堆关于互联网络的事情，尽管真正了解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有人批评我，应该在书中多作一点解释。就让我借这个机会稍作补偿吧。
1963年，一个名叫拉里。罗伯茨（LarryRoberis在本书中）的人设计了互联网络。注意，我从来不曾提过他的名字，这确实是我的疏漏。当时在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主持电脑研究计划的苏泽兰（在本书中，他的名字出现了4次）邀请罗伯茨到华盛顿去。他们把这个网络设计成一个绝不会失误的讯息传递系统，以包切换方式传输信息，当时称之为ARPA网。我们在书里曾经讨论过信息包，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现在，假定我要从波士顿把这段文字传到旧金山（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