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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美国政府，不知道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在格林尼治、康涅狄格
少数几个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赌资比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奥萨马·本·拉登，这位沙特阿拉伯的百万富翁，利用自己的联系网络在90年代后期向美国宣战，虽然他在另一个国家，美国空军仍向他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朱迪·威廉姆斯因对世界禁止地雷所作的贡献而赢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发起的禁止行动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遭到了5个主要大国的反对，而她是通过什么秘密武器将6大洲的1000个不同人权组织和武器控制集团串联在一起的呢？是电子邮件！
民族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的“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起重要作用。如果你想理解全球化体系并想看得懂报纸的主要新闻，就要对以下三个角色的内在联系了解得清清楚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碰撞、国家与“超级市场”之间的碰撞、“超级市场”和国家与“超级个人”之间的碰撞。
“全球化体系来得太快了”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后面将要举例解释的那样，全球化体系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来不及培训，没有适应和领悟它强大的能力。想想以下这一事实：在1990年时，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因特网，也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电子邮件。这只是9年前的事！但现在，因特网、脉冲电话、电子邮件成了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大家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我深信，这与冷战开始时首次出现核武库和核毁灭理论没有什么两样。当时的领导人和战略分析家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掌握了冷战时期的特征和范围。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一个教训——这次大战后应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奠定的基础与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我们看到得许多伟大的冷战建筑师和战略家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飞来飞去、处理事件、增加威胁。一点一点地，冷战战略家们建立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冷战体系的结构、概念和反应措施。
与全球化体系相处并不困难，只是要费点时间让我们的思维去适应它。要认识这个体系，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因为这个体系并非仅仅是超级大国在起作用，而且“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其中。我认为，我们今天对全球化体系了解的程度与1946年我们对冷战体系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那一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警告性的讲话后“铁幕”坠下，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与西欧分开。我们很难想到，在丘吉尔讲话后，冷战这一场戏是如何演完的！当劳特利奇搜集一些前苏联有影响的学者写的杂文并以《面向2000年的苏联经济》为题出版时，销路不错。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印正他们的观点，因为在2000年，苏联早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全球化体系，那么就来看看这个非常可笑的事实吧：
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仅仅一年前，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对于全球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性还很模糊，以至于造成对冲基金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是什么使得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两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呢？因为他们研究复杂的经济组织结构，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各种诱因以及全球投资者如何利用它们才能避免危机爆发！1997年他们因驾驭危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98年他们因制造了危机而获得倒数第一奖。同样的人，虽然在同一市场中，但时运却截然不同。
第二章 信息套利（1）
在巴塞罗那一个著名的科技馆里，我看到一个完美地表演“混乱无序”的展览，展厅中有个表演非线性摆动的装置，参观者在摆动摆锤前可以随意选择位置和速度，然后观察摆锤的后续运动，后续运动的轨迹被笔记录在纸上。然而参观者再次被请出来摆动摆锤并要求他在同样的位置上用同样的速度重新表演一次时，不管他如何认真地模仿，两次摆锤的运动轨迹都截然不同……我问博物馆主任，站在博物馆角落里一直盯着我们的那两个人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嗬，是两个荷兰人，他们正等待着‘混乱’消失。”很显然，该展览将要拆除，运往阿姆斯特丹。但从那以后我一直纳闷，这两位荷兰人的努力可否扩大到全球范围，通过组织将全世界的混乱消除？
——摘自默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虎》一书
我曾是“天气预报员”
正如人人都想对事物进行调整一样，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观察它。为什么这么解释呢，那就让我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一段事讲述给你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是：
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那是一场误会。天气情况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那时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着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体温——华氏。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会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金达回答。“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于是我再写上：“最低72度。”这就是我从贝鲁特上报回总社的天气资料。
数年后，我调到《纽约时报》“每日经济动态”栏目工作，我还经常想起那些情景。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记录当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数，然而在市场关闭后我不得不四处寻找经纪人，打听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向，或者弄明白为什么道·琼斯平均指数会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市场走势如何，不管美元是升还是降，某些分析家总能精辟地对世界6大洲24个不同时区内的美元对日元上升或下降半个美元从而导致万亿美元的流动作出同一解释。我们对他们的解释深信不疑。但过后我的头脑中总存疑虑，总是怀疑他们的华尔街版本是否就是贝鲁特天气预报的翻版，经济分析家是否在步我的后尘，某人是否像我一样对楼下的梅里尔·林奇或佩恩·韦伯的办公室叫喊，“嗨，穆罕默德，为何今日的美元下降？”不管是股票所的小职员还是秘书，或是正好路过办公桌的第一位经纪人的回答，便成了第二天报纸的结束语，也成了第二天世界无数商人行为的解释。
1994年，我以《纽约时报》国际贸易和金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美日贸易谈判。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将新闻专用线插入电脑，在浏览新闻摘要时，发现《路透社》两条新闻，一条紧接另一条：
贸易谈判愉快结束，美元攀升
路透社纽约电——在华盛顿与日本即将就贸易谈判最终将达成协议的乐观气氛中，谈判将于星期五结束，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攀升。
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优质股下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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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息套利（2）
路透社纽约电——因美日贸易谈判到最后期限仍前景暗淡，可能出现对日贸易制裁，星期五收盘时优质股大幅下泄。
“嗨，穆罕默德，你认为美日谈判前景如何？”
“不用信息套利”和“讲述故事”
在贝鲁特填写天气预报时，我的想法与路透社发布关于股票和现汇报告的行为，都是希望出现混乱——虽然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当1995年我着手外交事务报道时，如果还用制造混乱的方法，即用在贝鲁特估计气温是多少的方法来报道政治事务，那我是干不长久的。怎么办呢？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个不可信的复杂的全球化体系呢？
最简洁的回答是，我认为你需要立即做两件事——用###、全方位方式审视世界局势，与此同时，将复杂的情节用简单的故事讲清楚，而非讲述整个故事全貌。那就是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些年怎样报道世界事务时，我回答说，我有两个技巧：为了了解世界，我“不用信息套利”；为了解释世界，我在“讲述故事”。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两个技巧。什么是信息套利？所谓套利是个市场俗语。从技术上讲，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市场上，利用价格差价和信息差异对同一证券、商品或货币买进或卖出而获得利润。一个成功的套利者应该是位做买卖的行家，他知道猪肉在芝加哥正以1磅1美元价格出售，而纽约的卖价是每磅美元，于是他在芝加哥大量进货，运到纽约出手。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套利，同样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套利。正如西班牙伟大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他“在伦敦以低价购买信息，再到西班牙以高价出售。”也就是说，他经常在伦敦出入高级沙龙，将在那儿获得的内部信息翻译成西班牙语传给西班牙读者。不管你是贩卖猪肉还是出售内部信息，对一个成功的套利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你必须有一个联系广泛的信息员网络和获得信息的途径，并知道如何将信息归类并让它获得利润。
如果你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记者或成为一位了解当今世界事务的专栏作家，你可以做类似的努力。因为今天，政治、文化、技术、金融、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所以想解释清这件事，不提及另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要想解释清整个事件必须涉及所有的事。因此，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或记者，你必须学会如何将那些七零八落的消息变成套利的信息，然后将所有信息拼凑成一张世界地图，如果仅从某一点就事论事，那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就是信息套利的实际。在这个将大家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世界上，如果能够通过某公阅读新闻记者提供的消息而联想到其他事并能由点及面，那就很有价值了。如果你不是用联想的方式来阅读，就不能了解世界。
当我开始从事一项新工作时，我希望自己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但实际上并不可能。我对新工作的入门也是由一件偶然事件引发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是为了生存，几次成功地变换角色，迫使我常常将目光盯着更高点。下面是经过：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最初的简单报道开始的，头10年就报道“部落战争中的母亲”——阿以冲突，开始在贝鲁特，后来到耶路撒冷。那些日子，新闻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桩二维生意，即政治和文化，因为在中东文化比政治更明显。换种角度讲，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观察那些感情上紧附他们的根的人和将他们的邻居驱赶得背井离乡的人。
然后，1988年我离开了耶路撒冷。在中东呆了10年，回到华盛顿，成了《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记者，当时第一件事是报道国务卿——未上任的詹姆斯·贝克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对此我有些胆怯，因为我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有关阿拉伯语和中东研究的，我的记者生涯都是在报道中东，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真的知之不多，对参议员们询问贝克先生的多数问题都一无所知，如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条约、桑地诺运动、安哥拉、欧洲常规力量控制谈判以及北约。当听证会结束后，我的脑海茫然一片，连导语也不知如何写，甚至连他们说的字母缩写有一半都听不懂，我也没弄明白桑地诺是我们的人还是他们的人，我想“CFE”是否是打字有误，或是“咖啡”一词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