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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霉谕蹲收叱粤艘豢哦ㄐ耐瑁杂谥惺虸PO的顺利完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对于能源与电信等行业，银行上市的难度更高了许多。由于国内外公众与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体系缺乏信心，即使一年前还很难想象任何一家中国银行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顺利上市。交通银行首开先河，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内地银行。发行时香港零售投资认购倍数高达205倍，国际机构认购达20倍，总订单高达535亿美元之巨。投资者对交行股票如此热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汇丰银行的参与。汇丰对交行的战略投资和合作协议是交行IPO股票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大大提升了市场信心，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投资者对交行乃至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前景的预期。建设银行最近成功完成了集资额80亿美元的自2001年来全球最大的IPO项目，而就在发行前数月，建行还笼罩在丑闻的阴影之中。其前后两任董事长相继涉嫌贪污*案，一个已在监牢服刑，另一个突然去职受审。这些丑闻进一步增添了公众对中国银行体系内控与公司治理的担忧。除了政府注资，宏观经济稳定和郭树清率领的新管理团队等积极因素，建行的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与淡马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任何一个有资本市场经验的专业人士都会知道，具有良好声誉的国际战略投资者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上市是多么重要。国际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银行提升市场信心，刺激股票需求，取得有利定价，从而为IPO的成功提供了可靠保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3）
3．移植先进管理经验
不容争辩的现状是，中国的银行机构目前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内部控制、金融产品、IT技术等诸多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差距甚大。即使通过政府注资完成了为消化历史问题而必需的财务重组，谁也不能担保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已经永远地走出了险境。如果这些银行不能迅速地加强风险控制、改善经营管理，不良资产问题完全可能随时卷土重来。因此，引进世界一流的优秀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但可以带来资本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产品技术和最佳惯例，从而帮助中国的银行机构迅速地提高管理经营水平。
4．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财务重组只不过是银行改革的开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商业化的银行运营在中国历史太短。在长期国有独资和与之相应的僵化人事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与现代金融格格不入的官僚政治文化。中国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有全球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就必须在银行机构内部建立起一种专业、高效和不断创造股东价值的全新文化。而这正是国际战略投资者可能带来的最珍贵的价值。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作为长线战略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战略决策、高管招聘激励、风险控制制度和重要业务发展等多层面发挥积极的影响。他们虽是少数股东，但因为其专业经验、市场声誉和对投资回报率的执著要求，这些战略投资者有可能“四两拨千斤”，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扮演比政府大股东更有效的“催化剂”角色，促进银行持续的、不懈的改革。
选择合适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国际金融机构各式各样，潜在战略投资者也有多种类型，包括所谓的“综合性银行”（universal bank）如花旗、JP Morgan等，商业银行如汇丰、渣打等，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专业性金融服务公司如美国运通、通用电气金融公司等，基金管理公司如Fidelity、Capital，保险公司如AIG、安联（Allianz）、Prudential等，以及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如凯雷、KKR、德州太平洋（Texas Pacific Group）等。
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比重较大的综合性银行是中国银行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时自然要考虑的对象，因为这些机构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比较为中国的银行所熟悉，可以直接带来商业银行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门当户对”的观念。所以几乎中国的每一家银行都是从这一目标群中开始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伙伴”。其潜在缺点是商业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主营业务重叠太多，难以避免可能的竞争冲突。
由于全球化与行业整合的需要，在国际上，银行跨境并购十分盛行。但是，一家商业银行以少数股权形式投资另一家商业银行，案例却非常稀少，成功者更为罕见。基于保护品牌、文化与控制权等考虑，国际大型商业银行通常主要依靠有机成长和战略收购来进行全球扩张。只有极特殊情形下，如东道国有“市场准入”障碍，对银行业外资所有权比例设有法律限制，而外资商业银行又希望进入该国市场时，才迫不得已勉强考虑少数股权投资（minority equity investment）。
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专业性金融服务公司（specialized financial service pany），在某类金融服务中具备特殊专长优势和市场领导地位，如信用卡公司、消费融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可较广义地视为专业性金融服务公司。这类金融机构也可以作为中国商业银行考虑的潜在战略投资者。他们也许不能或不愿在传统商业银行的产品技术方面开展直接合作，但是在新型业务领域如信用卡、资本市场产品（如利率、外汇交易和衍生产品等）、风险管理、保险分销、理财服务等重要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现有业务和收入结构过于单一，发展高股本回报率（ROE）的多元化收费服务产品是所有中国银行的当务之急，而这些国际专业金融服务机构恰好具备这方面的显著优势，因而能够帮助弥补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重大而普遍性的缺陷，满足他们实现业务结构调整经营模式转型的战略需要。这些国际专业金融服务机构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所以与中国商业银行在主营业务上没有竞争冲突，而是形成较强的互补性。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4）
此外，国际上知名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也可以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潜在战略投资者。私人股权投资近年来已成为外国直接投资中一支非常活跃和重要的力量。国际上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参股和控股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的交易案例日益增多。这些有雄厚资本实力和丰富经验的国际性专业投资公司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许多关于战略引资的讨论中，此类投资机构被简单地定性为只关心投资回报的财务投资者，如美国新桥在深圳发展银行的投资和新加坡政府淡马锡公司在建行和中行的投资皆引起了很大争议，为一些人所诟病。
其实，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界定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截然不可划分的。那种以为只有同业机构才是“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只有“财务投资者”才看重投资回报的看法未免过于偏颇、武断和简单化。无论他们带有哪些名目官衔，国际投资者无一例外都会高度关注投资的潜在风险与预期回报。不在乎风险与回报的投资者其实与政府和国有法人股东无异，也就不可能真正帮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价值。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石油公司对中石油的投资当时是以“战略投资”的名义和身份完成的，为中石油的IPO提供了关键性支持。按照通常的定义，英国石油当然属于真正的战略投资者，而非财务投资者。但英国石油参股后，与中石油并没有太多业务合作，基本上扮演一个被动持股人的角色，四年后将其股份全部售罄，获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按照一般的定义，美国和Ripplewood这两家专业投资公司皆不是商业银行，所以他们对日本前“长期信用银行…LTCB”的投资只能算作财务投资。可是，这些投资者进入后，对LTCB的发展战略、业务模式、管理团队、风险控制、IT平台与公司治理等进行了全面的、系统性的和深刻的整顿与改造，使一个已经倒闭的金融机构死而复生，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生银行”，成为日本最有活力的金融机构之一。类似的成功案例包括高盛对韩国最大商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Kookim Bank）和美国新桥对韩一银行（Korea First Bank）的投资。同样，依照常规的思维，高盛对中国平安保险的投资和对日本住友银行的投资或许被视为一般财务性投资，因为高盛既非保险公司，又非商业银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伴随着资本的投入，高盛还投入了其庞大的专业技术资源，最终证明与其被投资伙伴一起创造了长远的和显著的战略价值。至少迄今为止，国际上还难以找到一家保险公司对另一家保险公司或一家商业银行对另一家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可与这两个案例的成效相比。
大体而论，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理想的国际战略投资伙伴应该是那些有良好声誉、具备核心专业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对中国市场有长期承诺、有显著战略匹配、业务互补和协同效应的金融机构。至于选择具体哪种类型或者哪家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具体的投资交易结构、具体的业务合作模式等，则应视有关中资银行的自身具体情况（规模大小、业务结构、现有市场地位、未来战略发展目标、最需要国际战略投资者协助支持的领域等）而定，不可一刀切。战略引资工作是否成功，取决于双方在合作期间是否增添和创造了企业价值。目前对于新桥和淡马锡的投资非议甚多，其实许多批评意见并不尽合理。“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双方互相满意，合作愉快，最终能够增添公司价值，又何必对投资人的选择评头品足、横加干涉？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商业合作，外力包办终难有美满结局。所幸的是，交行与汇丰，建行与美洲银行，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浦发行与花旗，深发行与新桥等模式各有其特点，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银监会“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的战略引资指导原则。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多元化的战略引资和合作模式互为参照、比试竞争，才是一个最有利的格局。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5）
国有银行资产是否贱卖
建行IPO所取得的发行价为每股港元，或相当于2005年净资产的倍，明显高于美洲银行作为建行战略投资者在IPO之前的进入价格（净资产的倍）。这一现象引起一些人批评国际战略投资者付价过低，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但是，简单地把战略引资时的成交价格与IPO时的发行价格或目前公开市场股市价格进行比较，往往得出片面的结论。
第一，战略引资一般都经过了适当的竞争程序。中方机构在广泛认真地接触了国际上许多潜在投资者，仔细比较评估了各自投资意愿、所提条款和价格敏感度的基础上，筛选出最合适的投资者对象，然后通过反复拉锯式的、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才就成交价格达成协议。这样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投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战略投资”的供需均衡点，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如交行、建行和中行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与多家不同的国际投资者各自进行秘密谈判，最终的成交价格均落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区间内，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二，战略投资均成交在IPO之前，国际市场上凡对非上市公司的投资相对于同类上市公司价值本来都有适当的风险折价（discount）。而且很重要的是，战略投资本身为银行IPO铺平了道路。交行和建行IPO之所以获得如此庞大的需求，取得如此满意的定价，战略投资者确实功不可没。如前所述，汇丰、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分别帮助了交行和建行（股票发行上的准确定位），大大地提高了市场信心，显著地刺激了股票需求，从而保证了IPO最终定价在估值区间的高端。
第三，交行和建行IPO发行的时机不错，后市交易表现也令人满意，一大原因在于非常有利的亚洲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大环境，使得目前亚洲银行股票板块的交易价格倍数处于近年来的最高位。尤其需要指出，目前中国的银行股价相对估值也处于难得的高位（见表1）。三家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目前平均市净率在2倍以上，远远高于亚洲（倍）和欧洲（倍）的平均水平。我们可以与韩国银行估值作一比较。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