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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宗教领袖。
这些人的鲜明特点是权力，持续性的、能影响到数百万人甚至是数亿人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还跨越国界。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市场发展，发动侵略战争，点燃群众热情，或者改变别人固有的信仰。你一看见这些人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某杂志上占据排名的前100，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占据偶像级的地位。
他们是凭自己的才能、努力、机遇，或三者兼备而获得巨大影响的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有些是和自己的财富有关，有些是和毕生经营的政治或宗教势力有关。最常见的还是和他们各自扮演的职业角色有关，诸如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或者军队参谋长。只要是处于适当的位置和适当的时机，权力常常是水到渠成。有时候，权力并非来自某些性格优势，而是来自性格的缺点：冷酷无情，对某个信念的狂热或贪婪。
不难预见，假设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就能发动战争，美国总统有改变世界几百万或几亿人的生命的权力。其他国家的元首也一样，他们的决定也许会直接影响到他国的贸易、联盟、冲突，或者间接地造成难民潮或环境变化。某些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的外交政策和指挥的军事行动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因此也有相似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是超级精英的重要成员，但是随着国际货币流通种类的缩减，这些人在精英名单上出现的数目也相应减少了。同样地，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则其领导人也能列入超级精英。梵蒂冈教皇是10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也应列入超级精英。
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成员以外，这个精英集团还包括一些比较隐蔽的成员。他们中间有些人隐藏在幕后，另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这些人包括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和有组织的黑帮老大，从香港的三合会首领到俄罗斯的黑帮老大。那些控制着世界范围内的毒品、军火、伪劣商品、人口买卖等非法交易的不知名的罪犯是阴影下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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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1）
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俱乐部
当我们驱车穿过智利的大街，去参加萨默斯过去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智利的财政部长安德烈斯？贝拉斯科的晚宴时，萨默斯的观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智利，人们很难不受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的影响。这里有穷人、工人阶级，有相当富裕、正在创造智利经济“奇迹”的受过教育的人。此外，商业界顶层还有少数从这个奇迹中获取巨大的、不成比例的酬劳的人。事实上，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智利还是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由一小撮精英家族和个人统治国家，如俄罗斯寡头、韩国财阀、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国家的重要家族企业。一位来自特权阶层的智利朋友有一次这么对我形容智利：“不像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只包括少数几个大家族：安杰利尼、马特、皮涅拉、卢克希奇、塞奇、克拉罗、爱德华兹，等等。据我的朋友说：“这是智利的核心，要做出点成绩，你需要圈中有人支持你。”
他的话虽然过于简单，但却有一定道理。这些家族各自控制了一些重要行业——木材、航空、银行、海运或媒体，以及相关配套产品和服务。有的家族是亿万富翁，如阿纳克莱托？安杰利尼、埃利奥多罗？马特、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几乎所有的家族在政治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皮涅拉，智利最大的航空公司——智利航空的老板，是上届选举中智利右派的总统候选人。他潇洒英俊、信心十足、能说会道、激情洋溢，讲话时唯一的缺点就是只爱听自己的声音。作为国家最富的人之一和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主要声音之一，他在选举中表现出众，是智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势力。听皮涅拉讲话，人们很难会怀疑他的真诚，他真心帮助智利发展的愿望和他主张的做法。
智利的精英团体也是一个大都会化的团体。和团体中任何一个人谈话，你都能感觉到对方是一个学识渊博、知书达理、思想开通的全球商业领袖。2007年年初，我在智利最大的私有银行——智利银行董事长安德罗尼科？卢克希奇的办公室里，谈起他积极投资亚洲市场的活动。他的银行刚在越南设立了几家办事处，在巴基斯坦完成了一个大的投资项目，而卢克希奇本人也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公寓。这样，他能够“切身体会中国人和中国”。他的观点很清楚：“在世界上一大批快速发展的市场中，亚洲是发展最快的市场。”他说：“我想进军亚洲市场。我认为，除非我们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开展积极的贸易，否则智利很难会有竞争力。亚洲市场就是我们的未来。”和国内的其他人一样，卢克希奇懂得需要做什么才能帮助智利。卢克希奇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经常与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她的领导班子讨论政策问题和重要问题，常常鼓吹自己和商界同仁认为的，会使国家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政策，从改进教育到转变阻碍投资的官僚作风。他也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商业高峰会，并于2007年担任了会议的联合主席。和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一样，卢克希奇在和华尔街或其他全球市场的关系中游刃有余，轻松自在。这个团体没有一点乡土味，丝毫都不落伍，不像二三十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商业巨子那样。
假如其他情况都不同：不平等，反冲，新秩序（2）
访问卢克希奇后不久，我和智利另一位商界领袖，同样是靠经营银行业致富的阿尔巴罗？塞奇共度了一个下午。我们约在他的豪宅会面。他的豪宅坐落在安第斯山一条又长又弯的山麓的顶上，从那可以俯瞰圣地亚哥城市全景。汽车拐进大门，开上车道，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罗马式庭院，院内充满干净的线条，非常精致，富有美感。塞奇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非常关心智利的未来，对教育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想为智利建造一所新的大学，一所能通过教育帮助智利培养新的领导人以便在世界上更具竞争力的大学。“我们不能自满，”他说，“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继续发展，保持领先，我们必须鞭策自己前进。”尽管他的豪宅远离城市肮脏的街道，他承认本国存在很多问题，想利用他的财富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卢克希奇一样，他也利用国际商业领袖组织来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观点，扩展自己的关系网。比如，塞奇是50人集团的一名积极成员，50人集团是西半球最重要的一个商业领袖组织，每年聚会一次，一般在华盛顿举行，但是最近也到中国和圣地亚哥这些地方举行。
是的，智利的精英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解决国家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和这些精英们的谈话常常会包括一些更为复杂的意外话题。在和智利一家主要木材企业的高层领导人谈话时，我能察觉到他对现状的满意和支持。他的公司统治了市场，当被问到智利是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吸引外国投资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迟疑了。“是的，投资是好事。”他慢条斯理地说，但是他的话和他选择用词时的停顿暗示他的本意恰恰相反。不难想见，他对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充满防备。直到现在，智利重要的经济部门仍由两三家公司把持，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业或者和地方利益紧密联系的企业。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受到明显制约。中小企业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无几。智利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社会和结构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精英就乐于接受这样的现状。在很多方面，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其历史渊源，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不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有这类问题。那些本可以促进平等的重要资源却主要为精英们所有，因此这些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数人享有，因而导致不平等更加恶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响的商业领袖讨论时，只要谈起分配不平等这些历史性问题，大多数人都爱用芝加哥帮的观点作答。海运巨头、南美船运公司的老板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园圣丽塔的主人里卡多？克拉罗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支持正统的经济改革。他才智过人，热情好学，处世练达，在国际精英圈子里非常活跃，在国外非常有名气。但是，从他和智利商界的许多人的谈话中可以发现，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药方中特别提炼的版本：“把它交给市场。要耐心。减少那些创造就业职位的人的税收。”他们坚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无视层出不穷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写的，滴漏理论“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或者实际案例的角度来看，都无法立足”。
历史的教训：精英的起落
从瓦纳克斯 们到强盗大亨：精英们的兴衰
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在精英兴衰的历史中，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一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大主题在重复发生。
大规模的历史剧变，包括战争、技术变革、社会革命，会推动社会的统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希罗多德②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什么现象能像战争那样，使精英结构产生变化，虽然在重大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战争，也产生了精英结构的变化。因为发动战争不单是为了改换统治秩序。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剧变所造成的变化完全出乎预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腊，军事创新意外地让重装步兵，一个新的农民战士阶层崛起，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当他们的叛乱失败时，他们就支持颠覆旧秩序的专制统治者。在中国，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护他们的子民免受来自北方的骚乱和袭击，结果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和满清家族统治下的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崛起。与此相似，美国内战则是国内传统农业和先进工业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内战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推翻了奴隶制，开创了欣欣向荣的工业时代，原先分散的州经济体被新的全国性经济模式取代，商业领导阶层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地发财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体制规范引发了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历史提出的难题之一是：能激发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条件也能招致胡作非为、不平等、不公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然而，强加了太多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将扼杀创造性。比如，最强大的希腊城邦斯巴达由于整个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导致异议和创造性均被打压。斯巴达千方百计控制奴隶的人口数量，使其难以适应地中海东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其顿国王腓力统一了希腊。中国在15世纪初就在勘探和开发领域取得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和认为本国从外面的世界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中国限制国人开展海上航行和对外贸易，导致国力呈螺旋形地下滑。与此同时，一些很有实力的大国却没有受到类似的限制，国力蒸蒸日上，在日后与明朝的争夺中，这些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内战后的美国，华盛顿政府很少管制快速发展的工业，尽管一团乱麻似的州立条例常常造成混乱。但有的家族，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卡内基家族，以此为机会而不是阻碍，抓住了时机。亨利？基辛格用来描述自己钦佩的政治家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这些企业家：“有从混乱的局势中认清本质的力量，能从中找到开创新局面的资源。”
精英们的手伸得过长，会引起其他阶层的反感，通常会由另一群精英打着“代表广大人民”的旗号群起攻之。精英们在不断地积聚权力的过程中，常会走得太远，激发竞争对手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激起大众的不满情绪。这样一来，精英们必须作出让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复权力均势，保持昌盛。否则，就有可能要冒形势突变和无力回天的风险。古希腊的寡头统治者互相展开激烈的竞争，引起部族的冲突，疏远了平民。结果，大多数人民站在专制统治者一边，后者以和平换得权力。雅典各域邦的领导人害怕*者上台，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政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