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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会计：（inflation accounting）一种试图不按成本，而按当时价值估计资产，将通货膨胀影响计入的会计制度，用零售物价指数为基础，调整资产负债表的每一个数字，或将实物资产按重置成本估价，或者将经营损益与持有利润分开。
指数（indexation）：指西方国家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按反映通货膨胀率的某项指数来调整工资、价格、利息、租金等办法。
定值美元（constant dollars）：或称不变美元，用以消除货币贬值影响的估值方式。我们觉得很好笑，奶奶居然不了解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其实，即使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这回事。尽管奶奶当时使用的那种稳定的货币已成历史，我们把这种观念拿来一想，就不觉得好笑了。证管会对企业界开的那一帖“通货膨胀会计”，正和奶奶那一套土法炼钢的换算方式不谋而合——我们的薪金、退休金、税金等不是皆以“指数”来表示吗？年度收入与支出等不是用“定值美元”来计算吗？奶奶已意识到20世纪的基本问题：如果钱还是钱，一定要是价值的标准，若这个标准由政府任意操控，钱就没有价值了。在1892年一打蛋要多少克鲁泽并不是价值的标准，不过总比毫无标准来得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1章 老奶奶与20世纪（8）
对奶奶而言，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这个议题也不是她这个“笨老太婆”可以理解的。她知道的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最好心理有所准备。身处于一个对女性不同情的社会，女人所能做的也只是换上干净的内衣裤。男人所汲汲追求的，她却不以为意。妈妈告诉我，以前爷爷一开始在饭桌上大谈经济或政治时，奶奶就说：“股票交易？如果你们这些男人要把股票交易搬上餐桌的话，最好还是趁我不在的时候。”然后起身离去。但奶奶也接受这世界还是要有男人的概念，只好继续忍受，即使他们不断拈花惹草，跟别的女人挤眉弄眼。还有呢，不在一旁盯着，就不练琴（我实在怀疑，奶奶把钢琴看得比性、婚姻和情妇的问题来得重要）。奶奶知道世上有许多规则是男人制定的，不过像她这么一个“笨老太婆”还是有一点呼风唤雨的力量。
奶奶那许许多多聪明的侄子、侄女、女婿以及孙子辈，还有那些店老板，认为她之所以傻得可爱，就在于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奶奶也试着把这些观念注入20世纪，至少在自己的周围发挥影响力。
就婚姻大事而言，岂能马虎？然而，若是日后情海生变，各分东西，奶奶也不会太惊讶的。不过结婚典礼当天，众人皆应以最郑重、庄严的态度为新人庆贺，即使在现代社会受到不少束缚——如奶奶说的：“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不过，在寥寥数字的祝词之前，还是应该好好地解释一番。
在机器时代的早期，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工匠成为优势阶级，称为市民阶级。欧洲特有的城市，还有哥特式风格与文艺复兴时代，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佛兰德：欧洲西部一地区，濒临北海，包括比利时东部、西法兰德省和法国北部、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近来所谓的“中产阶级”一词，特别是其在现代英语中的含义，并不能用在奶奶身上。她应该属于更早的“市民阶级的时代”，也就是在工商业勃发、股票交易大兴以前的时代。奶奶的祖先大概是从欧洲西部的佛兰德或荷兰来的，多以染丝、纺织以及贩卖丝织品为业，１7世纪定居于苏格兰纺织大城佩斯利，就在格拉斯哥的附近。最后，至1750年许，他们被招募到维也纳来，到新的奥匈帝国丝织品中心工作。他们技艺娴熟，而且也是负责任的公会分子。他们的世界很小，但是自成一格、团结一致，而且敬业、自重，虽无财富可言，但都懂得中庸和节制。
“我只是个笨老太婆。”这句话正呼应那个时代工匠的自我限制——他们不羡慕这个世界的伟人，也不梦想成为上流阶级的人物，只希望做自己，并做好自己的本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工作和工作者皆受到相当的尊重。
今天，那可怜的*出卖肉体，图的只是一口饭，实在令人同情，我们还是该待之以礼；但是那个利用躯体来换取演出角色和公众注目的小明星咪咪，虽然成功了，却毫无“光彩”可言，只是丢人现眼而已。
而不尊重自己的工作、敷衍马虎的女服务生，只会为自己带来不快乐。她之所以应该好好学习礼仪，不单是为了顾客，更是为了自己好。
不管奶奶对于纳粹标志的态度是多么令人忍俊不禁，其中还是蕴涵着智慧。如果不尊重个人，无视他人的信仰、决心以及情感，就是步向毒气室的第一步。
第1章 老奶奶与20世纪（9）
总而言之，这个看似见地狭隘、滑稽的女人知道，所谓的社区并非收入、工作阶级和医疗资源的分配，而应以关心别人作为出发点：好比记得奥尔加小姐是如何看重侄儿，得知他通过考试得到学位时，喜悦之情不下于这个年老干瘪的老处女；好比千里迢迢地跑到郊外去听那“小葆拉”呻吟，她不过是已故仆人的亲人；又好比拖着酸痛的关节在五层楼梯上爬上爬下，就是要拿咳嗽药给一个老*，她因为在附近的街角拉客，多年下来，也成“老邻居”了。
然而，这种市民阶级的世界和社区组织也有缺点，既狭小，又短视近利，简直令人窒息，而且淹没在流言中，有着一股臭水沟的味道，不但不重思考，排他性强，而且充满了剥削与贪婪。在这种环境之下，女人注定会受苦。又好比奶奶为公寓所做的争斗，为了这种小事居然到了与人势不两立的地步。然而，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价值，像是尊重工作以及技艺，对人关心，注重社区组织的构成价值——这些都是20世纪欠缺而且需要的。没有这些价值就没有“中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者”，而成了“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好比那个佩戴纳粹标志的小子。
那么，“没有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杯子的把手”又怎么说呢？这和20世纪又有何关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说实在的，我也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5年左右，终于恍然大悟：奶奶真是先知先觉！她那原始而简单的方式，简直是第一个电脑程序。奶奶把厨房碗柜里的东西“不需要的”和“不能用的”都区分出来，实在是一种“完全信息系统”。
奶奶死时，也和生前一样，留下了一则“奶奶趣谈”。
有一天，风狂雨急，她仍和平常一样风雨无阻地到处溜达，走着走着，竟走上了车道。司机看到她，想绕过去，但还是让她摔了个跤。于是，这司机连忙下车搀扶。奶奶虽毫发无伤，不过却吓坏了。
司机说：“老太太，我送您到医院去一趟，好吗？还是让医师检查一下，比较妥当。”
“年轻人，你对我这个笨老太婆实在太好了，”奶奶答道，“还是麻烦你叫辆救护车来好了。车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可能会损及你的名誉——人言可畏啊。”１０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时，奶奶已因严重的心肌梗塞而死亡。
弟弟知道我和奶奶很亲，因此打电话告诉我。他以哀伤的语调说道：“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奶奶今天一早过世了。”但是，他一开始描述奶奶死亡前的故事，音调就有点改变，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想想看吧。只有我们的宝贝奶奶会这么说，高龄七十几岁的她，居然还担心和一个年轻人同车会给他带来‘绯闻’的困扰！”
我也笑了。不过，我倒想到一件事：一个75岁的老太婆自然不会损及这个年轻人的名誉，但要是一个陌生老太太在他车内死去的话，他要如何向世人解释？第2章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赫姆和吉妮亚
我没有成为小说家，实在对不起赫姆和吉妮亚。
从小，我就立志要写出一些好作品，也许这就是我唯一的志向。的确，我愿意朝着这方向努力。小说写作无疑是作家的试金石。我一向对“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抽象概念”，更别提哲学家的定义与分类了——对我来说，这简直和囚衣一样可怕。“人”不只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
我很早就认识赫姆和吉妮亚了。他们的全名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和尤吉妮亚·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娘家姓氏为诺斯本。施瓦兹瓦尔德伉俪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有趣的人。如果我要写故事，一定不会遗漏这两个人物。
然而，我很早就知道要把这两个角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不是易事。瑕疵的部分比较容易描述，但是要写活他们那既耀眼，又矛盾复杂的个性与人格，实在是一大挑战。这两个人物对我的吸引力是无穷的，让我一直目眩神迷；同时也困扰着我，使我萌生退避三舍之心。因为每当我想拥抱他们，满怀的却只是一片虚无……
乍看之下，赫姆和吉妮亚无奇特复杂之处，一个是天才型的政府官员，另一个则是天赋异禀的女教育家。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不同于同一时代的人，似乎只是早年成功，享有盛名。
赫姆瘦骨嶙峋，发已全秃，从学生时代开始，头顶就出现一块光溜溜的小丘。深邃的眼睛上方像是突出的山陵，耳朵尖尖、硬硬的，下巴亦“戽斗”得厉害。他那修长的双手，像是只剩骨头似的，硕大的关节和手腕裸露在大衣袖口之下，使得他的衣服看来老是不够长。他只有中等身高，骨架却很大，看起来就像稻草人般消瘦。他的嘴巴很小、很薄，常常紧紧地抿着嘴唇，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声音高亢，一开口常像是几个猛烈、断奏的音符。他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就叫人不快。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
有一次，我母亲去巴黎玩，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件出自名设计师之手、极为时髦的洋装。她对这件衣服喜欢得不得了，打算等到重大场合，也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举行盛宴，或是圣诞晚会时，再拿出来亮相。我们这些小孩也一同前往。那天，赫姆看了我母亲一眼，就说：“凯洛琳，回家去把那件衣服脱下来，送给家里的女佣吧。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是跟她借来的一样。”我那固执、好辩且向来独立的母亲竟一声不响地回去，乖乖地把衣服脱下来，给了女佣。
我母亲是吉妮亚的学生，赫姆一律叫她们“吉妮亚的小孩”。在这些年轻女学生中，其实母亲是最得赫姆喜爱的。这个骨瘦如柴看似冷酷的赫姆，偶尔还是会显露出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仁慈。虽然不轻易开口，但有必要说句话以挽回情势时，他还是会强迫自己说的。
我在1933年回到维也纳和父母亲一同过圣诞节时，已经离开家乡一段时间了，那时的我，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前一年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于是我离开德国，跑到伦敦一家大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做了几个月，到圣诞节时，这个工作就没了，又找不到另一个差事，因此相当沮丧。我一直不想回维也纳，从14岁开始，我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了，高中一毕业，我就远走高飞。之后，我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轻女子，她后来成为我的终身伴侣。1933年那次回维也纳时，让我饱尝与妻两地相思之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她身旁。
然而，家乡生活的舒适与安逸，对我的惰性来说，是一大引诱。不知有多少人不断地劝说，要我留下来，比方说在奥地利外交部里，担任新闻官员。我明知自己无意留下，却再三徘徊。直至2月初，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了，但还是因和亲友一一告别，延宕了离开的时刻。其中非亲自造访不可的，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吉妮亚对我非常亲切而且关心，提出种种问题，问我在伦敦的工作机会如何（可说是希望渺茫），以及我的财务状况（更是凄惨），也问到维也纳所提供的工作，并说，这可真是难得的肥缺。
突然，赫姆走进来。听了一会儿之后，他对吉妮亚说出了几乎让人难以入耳的话，我从未听过他对吉妮亚这么说：“吉妮亚，放了这小子吧。你这个样子，就像个愚不可及的老太婆！”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话。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一直很欣赏你的独立，不人云亦云，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