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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2）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合法不合情的判决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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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薛涌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性问题。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一谈文化，必是精英主义文化。因此经史子集这些特权阶层的文化产品成为人大国学院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讲过，明治初年，久米邦武随岩仓具视率领的考察团周游欧美。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儒学在日本和基督教在西方有类似的社会角色，但在日本只是一些学者背诵传统经典，并不解其意；经典对小民百姓更无感召力。在西方，从国王到农民、奴仆，大家信起教来一样地狂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上有区别，但作为信徒却没有区别。东西文明之间分途，不仅仅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信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价值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这种对照，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塑造一个全民的、多层面的文化。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缺乏这样的文化敏感，盲目崇拜几个“圣人”的只言片语，对下层社会熟视无睹。这次建设国学院的运动，就特别能够体现精英阶层自拉自唱的文化情怀。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人大国学院是如何发足的。
建国学院的缘起，有两种说法。据纪校长说，开始时是一位海外商人的提议。另据“了望东方”的“探秘”，此事远非如此简单，是有大背景：上面的“领导”对国学空前重视。不管按哪个说法，国学院都不是出于社会基层的文化运动，而是由上到下的意识形态动员。
先从第一说讲起。海外商人提议建国学院，此说可信性较大。因为纪校长自己反复说，毕业生就业不愁，有企业说毕业生全包了等等。但如果真是如此，国学院的诞生就很值得拷问了。
还记得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一个北京人在纽约”吧。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连续剧是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转折点：80年代那种狂热拥抱外来文化的天真劲儿没了，90年代捍卫自家文化尊严的“认同”意识觉醒了。后来国学开始热，和这种社会心理并非全无关系。
该剧的主人公王启明，号称是个大提琴家。听妻子的一个在美国作生意的亲戚说他们团的演奏“非常好”，就顿生雄心壮志，要到美国靠大提琴打天下了。结果幻灭，只能到餐馆打工，甚至丢了夫人。美国社会实在是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美国没有想象得那么好！那里的财富都不是好来的！这一时代的心声，被王启明的扮演者姜文表现得活灵活现。
可是，至今没有人细考这段故事的合理性。一个大提琴家，怎么一听海外一个有钱人夸一句，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这把琴在美国也能混呢？一般没有音乐训练的生意人，听马友友和一个普通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也辨不出高低。一个专业人士，被不懂音乐的人礼貌地鼓励一下，就举家迁到美国，到处给大交响乐团寄信求职，乃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到底是说明人家的社会太无情，还是说明我们的期望太不合情理？我们这么多观众为这样的故事赔了许多眼泪，是否有些滑稽？
回到国学院的话题上来。办国学院，可以有各种理由。怎么能够听人家海外的生意人一句话就动手？是因为人家有钱？还是因为人家是从海外来的？我不是说生意人一定就不懂“国学”。比如象孙大午先生这种从中国草根社会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就很懂中国文化。他若说应该办个国学院，而且愿意出钱资助，人大就很有理由办。
但这位海外的生意人，名字也没有，钱也没有说捐。怎么说话就这么灵？而且纪校长说，办国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界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国学根底太差，连和海外华人作买卖时能写文言文信件的人都找不到。于是，我们就得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和几个海外华人玩文言人弄一个国学院！难道这几个海外华人不懂现代文吗？
再算一算，这些国学院的学生如果今年入学的话，读六年毕业，到了2010年代初期，算是到了能够给海外华人写文言文信件的时候了。那时正当道的所谓海外华人，大多是笔者这一代在文革时候长大或接受教育的人，不用说文言文，就是连纪校长用的“脊续”这样的话也很难听懂。你那几十个写文言文的高手，到时候该到谁哪里“脊续”呢？说要包了这些学生的企业家，其生意眼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重要的是，国学院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全社会服务。如果是一、两个企业把毕业生包了，那就应该企业自己掏钱办，否则就成了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了。我想，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也许纪校长为了造声势，推销过分了吧。不过，身为校长，这么走火入魔地推销，反而透露出自己不仅对“国学”没有理解，对大学的社会使命也搞不清楚。这样办国学院，办到哪里去，就实在让人担心了。
“了望东方”的“探秘”，则揭示了国学院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号称领导空前重视，并举出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的宏伟计划，好象国学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我希望这同样是夸大其辞。把文化运动当政治运动来搞，没有能搞成的。不过“了望东方”还透露，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的意见，最初是纪校长的提议。现在建“国学院”，是“当时思想的继续”。看来纪校长振兴国学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就值得好好商量了。
所谓孔子学院计划，是要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建100个孔子学院，而且号称都要建在繁华的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