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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肯买的时髦衣服、光盘、甚至汽车。他们似乎不在意自己的未来，得过且过。在麦当劳打工的第一天，他们站在收银台后不知所措，连零钱也不会找，弄得顾客在那里排长队。你要把他们和在东京的超级市场打工的高中生一比就知道，他们3个人也顶不了1个日本人。但是，就是这些不成器的孩子，几年后就变成了英武的战士，在生死场上处惊不乱，独当大任。他们的纪律、勇气、能力，可以和任何精英相比。这样奇迹般的变幻是如何发生的呢？巴龙的结论是：18岁的美国人，生活在“软美国”中。30岁的美国人，则生活在“硬美国”中。这两种美国，造就了不同的美国人。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是“软美国”的象征。在那里，一切被官僚控制，繁文缛节不可胜数。对孩子娇纵无度，无法管教。功课不好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了孩子的自尊。甚至孩子行为不轨时也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一干预就可能侵犯了孩子的权利。几年前一个女学童在校车上被男生性骚扰，家长告了学校，学校立即解雇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校车司机。但那个司机反告学校：我们在业务培训时讲得很清楚，虽然孩子在那里乱作一团，但我如果动了任何一个孩子一个手指头，我就犯法了。我惟一可做的，是用摄像机录下全过程。我一切都按工作规则做，怎么能够因此被解雇？在另一个学校，老师发现班上大部分学生的期末读书报告抄袭，给了这些人不及格，结果家长大怒，告到学校。最后学校推翻不及格的成绩，老师辞职。在纽约，让一个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停学几天，要经过几个月的法律程序，结果学校干脆就不处罚学生。在这样一个“软”的世界中，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系统能够造就出什么人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这些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马上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硬美国”：你没有本事就找不到工作，工作表现不好就被解雇，甚至有时忠于职守也会丢掉工作。在战场上，你稍一疏忽就命归黄泉。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竞争最自由、最残酷，老板炒雇员最无顾忌的国家。美军的训练，常常像是中世纪的酷刑。在这样一个硬碰硬的环境中，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不得不自我重生。最后存活下来的，自然都是好样的。
野蛮反叛文明（2）
“软美国”和“硬美国”虽然并行于当今的现实中，却各有各的历史脉络。美国本来是个“硬”地方。建国之前的新大陆环境就非常严酷。新移民上岸后，在陌生的土地上耕种，第二年收不上东西来，马上就饿死。但是，这里没有欧洲那样压制性的政府，你无助但自由。成功会带来无限度的奖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大家奉行的哲学，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工人干活，一周的工钱常常不足4美元，得病就被解雇，工伤就回家，拿不到一分钱，死了白死。年轻人中只有10％有机会上高中。但幸运者却能够取得在欧洲不可能想像的成功。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卡耐基（AndrewCarnegie）都是在这个时代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和一个崭新的经济。当今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AlanGreenspan说，虽然摩根1914年就去世，但他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没有他把英国的资本引进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在“二战”时就没有取胜所必须的工业基础。洛克菲勒创造性地开发了石油的工业用途。在他之前，这个黑金几乎没有经济价值。卡耐基则一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钢铁业。美国的飞机大炮，在“二战”时覆盖全球，也多亏了他奠定的大规模生产的基础。这些在“硬美国”成功的工业巨子，成功后开始把自己的资产投入慈善业，缔造“软美国”。他们甚至在行善时也像在工业界一样发展出自己的领地。卡耐基建造了几千个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建造了美国的医学研究体系。当一个人为了医学研究到卡耐基那里要钱时，卡耐基马上说：“这是洛克菲勒的领地，找他去！”不过，这些大款的“软美国”，是在“硬”的逻辑上建造的。比如，卡耐基反对分富人的财富，他建图书馆，就是要让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像自己一样成功：你不要向我要钱。到图书馆读书去！我给你机会！美国真正开始变“软”，还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富人们急剧积累财富，垄断经济资源，同时也曝出一系列金融丑闻。穷人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听任无情的市场宰割。这时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发难，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富人的贪婪，是社会的百病之源。于是，他们要求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改善工作条件，限制公共交通、饮水的收费，制定最低工资线，最终建立起码的福利制度，使弱者得到照顾。共和党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一边，推动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抑制富人的贪婪，要与大款们达成“公正的交易”。
1920年代末的大萧条宣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刑。进步主义精神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展开，在美国迅速得势。1935年，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保证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同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保障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以及单身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出台，建立了1小时40美分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一周40个小时的最多工作时间，并禁止了童工。“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等于给退伍军人免费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40年全美只有150万在校大学生。但1947年，竟有120万退伍兵在大学注册。这一法案最终使780万退伍兵受益。他们中大多数在此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上大学的。除了教育之外，他们还可以到银行缴1美元的定金就领得购买住房的贷款。美国从一个租房社会演化成一个房主社会，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个人住房的房地产业。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了“医疗保健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退休人员在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穷人（包括领取福利的人、残疾人、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服务。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秉承进步主义精神和“新政”传统的民主党主宰了美国政治。除了艾森豪威尔的8年总统外，白宫全被民主党把持。即使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在内政上也大致追随“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政策，并于1972年增加了社会保险的福利，所以人们说他“说话像共和党，做事像民主党”。一个温和的福利国家，在此期间缔造而成。福利制度，使“硬美国”变成了“软美国”。虽然美国的福利还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的那样慷慨，但毕竟保护了弱势阶层，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了再起的机会，使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美国因此变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说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由此产生的。但是，这套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样庞大的福利体系不仅需要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经营。老百姓要容忍这些官僚阶层操纵自己的生活。第二，保护弱势阶层，如果走得太极端，就等于取消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成了保护软弱和无能。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的国民总收入。最穷的20％只挣得5％的国民总收入。美国人不得不缴纳高额的税金来维持各种福利计划。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1975年，失业率达9％，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接近7％的水平上。同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美国的生活水平落在西欧和日本之后。1970年代末的“民调”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野蛮反叛文明（3）
如果说大萧条是对“硬美国”的致命一击、催生了“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的话，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对“软美国”的审判。这一审判，促发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使共和党逐渐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主宰。里根公开嘲笑那些领救济的单身母亲是“福利女皇”。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分的福利培养了人们对福利的依赖，不愿意出来工作，不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因为能够领取福利，单身母亲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无疑鼓励了婚外生育。而婚外出生和单亲的孩子，犯罪率大大高于正常的双亲家庭的孩子。同时，进步主义的理念对罪犯过于宽容，把犯罪行为归结于不良的社会影响，似乎犯罪是社会而非个人的责任。特别是由于黑人犯罪率高，一些人由于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有负疚感，对罪犯就更加心慈手软。结果，在1930－1950年代的低犯罪率社会演化为1960年代的高犯罪率社会。以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目计，1960年为1126次，1965年为1516次，1970年为2747次。与此同时，监狱人口由1960年的212000跌到1970年的196000。也就是说，犯罪的人越多，进监狱的人越少。罪犯可以逍遥法外。人们走在街上也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里根革命的主旨，是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走开，拒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官僚来主宰社会，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创造性。自此以后，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民主党人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8年，也是因为他接受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采取亲企业的经济政策，消除财政赤字，限制无条件的福利，严厉对付犯罪。所以人们说他和尼克松相反，“讲话像民主党，做事像共和党”。布什接任后，就更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解构新政以来的“软美国”。特别是他连任成功后，直接拿“社会保险”开刀，目标直指“新政”的核心遗产。值得注意的是，自里根以来，虽然保守主义已经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二十余年，但这一保守主义仍然被媒体称之为“反叛”。能够如此，一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草根性，是基层社会对统治美国的官僚精英的“起义”；一是因为“新政”以来的进步主义理念几乎已经把一个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野蛮国度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文明社会。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文明的挑战，多少带着些野性。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这一草根社会的反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公元前431年，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发表了《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在这篇被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来的传世名作中，伯里克利斯特别强调雅典民主所培养的公民品德：“我们陶冶文雅之品性，但不流于奢华；我们培育知识，却不伤于柔弱。”他敏锐地觉察到，在与蛮性十足的斯巴达进行的殊死一斗的时刻，文明的雅典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如何不被奢华和柔弱所腐蚀。这一洞见，几乎预示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每当一个民族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后，都会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腐蚀，最后被相对野蛮的民族征服。雅典最后在伯罗奔尼撒之战败在斯巴达手下，后来又被北方“野蛮”的马其顿征服。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在“野蛮”民族的攻击下崩解。中华文明，更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大英帝国，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就是因为被统治贵族软化为“绅士帝国主义”，失去了其蛮性的动力，最终从“日不落之国”走向日薄西山。野性十足的美国从南北战争后逐渐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但立即被一些好心的官僚和知识精英驯化。在过度的保护中，老百姓总觉得自己有许多应得的权利，忘掉个人的责任和生活的残酷，走到1970年代的衰落。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作《大国的兴衰》中惊呼：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衰落，而是它能否像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从这样的大历史的视野看，保守主义的反叛，是社会中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反叛：美国拒绝被自己的文明所软化，要通过草根社会的野性而获得再生。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硬美国”和“软美国”的并存，固然能够维持社会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