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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销售的行为法规就足够了——这一法规是为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重返此领域，同时限制军事技术在敏感地区的转让。欧洲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多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商业利益。实际上，因为可能卖给中国武器的国家数量众多，共享市场之后只剩下了有限的利益。除了限制中国在共同安全方面参与国际论战，防止北京加强自身科学技术的研究，禁运实际上主要是避免参与国雇佣外国专家，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在市场上人数众多……另外，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不像美国那样在远东地区有驻军，他们在中国军事力量上所持的观点更加微妙，而且他们比华盛顿更少聚焦于台湾问题。美国于2005年第一季度实施的压力目的在于引导英国重新关注这一问题，而英国一开始是支持取消禁运和推迟决定时间的。最近，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安吉拉·默克尔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的总理后，在未来几年里取消禁运的前景可能被终结。
作为中国随和谨慎的邻居，俄罗斯抓住了西方对中国武器禁运所提供的机会，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武器供应商。这个市场对莫斯科来说代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另外，至少现在，这一举措可以确保建立俄中战略核心，其目的在于限制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然而这种战略默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其局限性，只要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俄罗斯自己军事实力的一个可能威胁，俄罗斯领导人就会发出指示，减慢其军事技术供应。考虑到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非是很多年之后，否则不太可能出现。
中国的军事挑战（2）
总之，中国满足于表明其军事现代化在各方面的无害性。中国领导人认为其军事现代化仅仅是为了追赶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落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将是自然历史进程的结果，她在一个多世纪中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现在的发展使她得以重新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她的人文和经济潜力，而不是她的出现会威胁合作伙伴的安全。更确切地说，她的做法旨在恢复传统的帝国政策，在于确保其发展的和平环境。以前是通过缴纳贡品，现在是经济的相互依赖，而不是觊觎邻近区域以外的任何影响。然而，几十年间积累的军事方面的落后使她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一方面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地区性危机（*恐怖主义、台海危机、与日本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阻止美国在中国事务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任何干涉——美国公开表明反对中国的制度。
面对他们的不同观点，迅速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直到1978年的发展变迁是很有趣的。
传统上来说，军人职业在中国是被看不起的。一句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好铁不作钉，好男不当兵。”皇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由无赖组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尽各种敲诈勒索手段。富裕或尊贵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军人职业，而是更倾向于让他们做行政官员。当民国取代清朝后，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使得掠夺和恐怖的传统延续下来。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军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特别关注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这是自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军队使用的名字。这只军队不仅在对抗日本的军事战场和反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尤其体现在“攻心为上”的政治征服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她在面对人民时采取一种模范态度，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1929年12月关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讲话中，他指出：
“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但是，即使军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应超越政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在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才于1955年开始重组，并采用苏联模式才迈出了专业化的步伐。征兵制度的引入取代了简单的革命性自愿原则，使得能够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控制质量标准。军队内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军人职业化开始优先于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拥有300万军人，自此中国军队在地区性危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1962年在与印度战争中所证明的那样。共产党牢牢地掌握政权，以维持政治正统地位。有很大一部分的官员是其他党派的成员（在50年代，年老者中占90％，年轻者中占30％J·吉尔马兹，Editions Payot著：《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1979年，第208页。）。这种情况是受到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鼓励的，他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因公开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罢免。1959年，*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军队要完全忠实于意识形态”的观点的坚定维护者，即使这要以削弱军队正规化建设为代价。为了确保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使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的作用重新活跃起来。1962年对印度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似乎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新政治化过程并没有损害其军事专业技术的进步。军队甚至成为政党的榜样，鼓励政党从其组建中汲取灵感以促进自身运转。就这样，1964年2月发起的“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运动中，军队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中国的军事挑战（3）
尽管一部分军事领导人（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试图使人民解放军远离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自1957年开始就在中国周期性上演，中国还是在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在战略领域不犯错误”的要求下艰难前进。尽管零星的争议迅速被遏制，全中国对于新中国建立者的忠诚从没有中断。1966年2月，恰好在“*”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是这场新的根本性的政治运动的掌控者之一）1966年2月在军队组织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由江青主持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尽管她先前与军界的联系甚少。突然介入军事事务，强化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化，这服务于毛泽东和“*”的拥护者。由于对越南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对文艺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各种争论，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潜在对手被排挤了。从1966开始“*”小组控制了军事组织和文化机构。毛泽东亲手将人民解放军卷入这场暴风雨，并号召它“支持左派的大多数群众”，停止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供庇护，“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为左派革命群众提供积极支援”。军队自此不能再摆脱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否则就自身难保。1969年4月第九届党的代表大会上，20名政治局委员有12名是军队的。
1971年9月1971年9月13日，*携家人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叛逃坠机后，几位和其有牵连的将军被指控，人民军队的势力逐步减弱，政治作用降低，国防部部长职位一直空缺。1975年，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接任这一职务。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重新开始发挥它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的作用，尤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国防部长是人民解放军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其职权与军委副主席相似。
因此，军队从1978年开始自然要求加入到改革和军事现代化的行列中，后者是党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之一。然而，军事大权仍完全掌握在中央军委手中。
伴随1978年开始的改革，人民解放军也进入了变革进程，同时它的地位和影响重新受到质疑。华国锋继任之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政党和军队力量关系的问题突然提到议事日程。在“*”中，共产党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然而军队虽然相对削弱，但仍然举足轻重。
后来华国锋的失败部分由于他在试图强化自己权力时无法得到军事将领的支持。1977年，*恢复权力，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职务时，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一致拥护。1980年12月*担任军委主席时，军队的秩序得以重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都全力支持他。*的目标是在军队内部重建严格的军事纪律，并赋予党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
那些忠于“*”路线、享有一部分特权的军官们，对为刘少奇的彻底*，以及对毛泽东在“*”中所犯错误的讨论不满。1980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削减预算，1981年予以再次削减。1982年9月第十二届党代会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几位文化部门领导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观点。大会召开后几天，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海军参谋长被免职。*意识到他必须对军队的领导结构进行重组。
在“*”期间，军队的高级领导由于自身过去的革命历史使他们拥有强烈的正统性，他们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是人民解放军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合法性，并依靠人民夺取了政权。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它尊重人民和财产，由堪称榜样的官员领导。这也是第一次，士兵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一员。因为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后党的机构中有很多高级官员都出身于军队。人民解放军已经与“*”连在了一起，而“*”对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度使得军队形象受损。军队在共和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只有重返职业化才能使其重整旗鼓并恢复它的合法性。
从此，军队不再被号召去积极参与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支持国外的世界革命，它被要求远离政治活动。政治曾使它身陷“*”，从此它要全部投身于自身重组和“四个现代化”框架下的国防现代化中去。1982年，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第94条），1979年被*的彭真在新一届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道：“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的，这自然包括它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决定是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因为它打破了人民解放军一直受*中央军委独自领导的枷锁，将控制权转移给国家。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军队成为一个简单的机关。*当选为这个国家军事力量机关的主席，同时保留他党的军委主席的职位，使党和国家的决策达到一种和谐。军事领导机构逐渐职业化和专业化，从而使具有相同经历的职业军人保持步调，并试图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构思军事政策。
一、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现实主义假说（1）
对西方领导人来说，现在核心问题是对亚洲出现一个在国际社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其军事实力所导致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为了不使之成为美国政府扩张政策的束缚，这个分析应考虑到客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因素。现在大多属于新保守党党员或美国右派最保守势力的许多美国观察家，偏执地曲解中国的每个新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制度“自然的”挑衅性表现。这种观点自然使中国成为西方战略分析家讨论的焦点，转移了人们对白宫追逐的真实目标的注意力。这样，对美国来说，揭露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争霸野心的证据是合乎情理的。许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这个反华诡辩的桥头堡，并在涉及中国“威胁”的概念时模棱两可。2001年1月掌权的布什政府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同时否认了比尔·克林顿关于中国是战略伙伴的观点。每年，国会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通过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渲染，旨在引起美国当局更大的警惕，尤其是渲染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际影响，威胁西方社会稳定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