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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4年前中行开平支行案爆发的时候，舆论机构的报道可谓战战兢兢，生怕一语不慎，酿成日后不堪回首的后果。4年后，看重细节的新闻记者们惊觉，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与中行开平支行的“余振东案”，如出一辙，几乎是同一个模板的复制。试想，若舆论的事前监督到位，哪怕是事后的舆论公开到位，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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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当金钱铺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仅仅观察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因为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密码的，因为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他们的死亡协议。
耸人听闻的告诫又一次惊现在温州的土地上，身价千万的董事富豪与董事会签订死亡协议说，如果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在什么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温州，“死亡协议”以异常夸张的真实存在，晓谕政府这个“守夜人”：为经济生活供应“安全”这一件公共产品已是当务之急。如果富豪们需要在保镖的簇拥下揣着手枪做生意，那么被打压下去的黑社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中国距离“俄罗斯式的中国”也为期不远了。
对国家可能会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私有财产的恐慌，自“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差不多已消弭于无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银谨防公权力掳夺的辛酸戏或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已为市场经济扫清了路障。“死亡协议”像个寓言警告我们，国家在捍卫私有财产护航市场经济的途路上，才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国家不仅不向私有财产伸手，还要果断地斩除掠夺私有财产的民间黑手。
财富涌流的浙江，富豪雇凶谋杀富豪已非新闻。源自乐清市检察院的讯息称，过去5年，私人企业主和富人村官雇凶案已逾40起，富豪之间或为经济利益之争，或为争夺政治地位而仇杀不断。几个月前，两个温州富豪谋杀生意对手，致使亿万富豪周祖豹在侄儿被误杀4年后，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杀害在儿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温州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后，数桩血案爆发在受害人钻进轿车或者走出轿车的一刹那。受害者与加害者，多为财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钱财的凶手是潦倒的穷混混。看上去，村委会选举血案好似政治谋杀。事实不然。细究之，哪回暗杀的幕后没有吞吐钱财的经济体。
仅就个案而论，难说牵连富豪的凶案，都是广义上的政府的错。但国家暴力未能镇住凶手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凶案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温州一个城中村的选举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联络媒体，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助他早早缉凶。想当然地恶意揣度司法系统有*，是没有证据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对屡屡发生的凶杀现象，难以免责。换个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预防凶案上能给富豪们以信心，富豪们敢于在矛盾爆发时寻思着雇用保镖签订“死亡协议”吗？
转轨时期的富豪雇凶情形确乎复杂，笼统地归咎于司法机构或者涵义更为宽泛的“政府”，未免偏颇。但是，“政府”确需反思他们作为“守夜人”的职责。看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给生意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意场，不是量力而行的帮忙，而是天职所在。警力不足，证据不足，不一而足的理由都不是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借口，更不是不能有效打击犯罪的理所当然的遁词。让生意人免除被不法暴力谋害的风险，是“守夜人”的义务，就像生意人承担经营风险一样天经地义。富豪们用纳税的方式向“守夜人”缴纳了“保护费”，他们可以因为运气不好能力不济输得倾家荡产，却无法容忍“守夜人”看不住场子，任由流氓胡作非为。
“守夜人”看不住场子，可能还会为黑社会的成长抬来温床。考察欧洲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黑社会，正是“守夜人”抵抗不了欺盗杀戮的不规则竞争，似乎非常公正的黑社会惩罚才有了可乘之机。由于早期的黑社会惩罚不经济、不可靠、不持久，生意人才诚恳地缴税，寻求政府的庇护，政府靠着用法律维护经济秩序的本事，张扬了“守夜人理论”，并被生意人顶礼膜拜。
倘若没有一个公正的可预见的司法体系，中国的生意人像俄罗斯的生意人那样，随手就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手枪，或者一张“特许违法令”，就不是杞人忧天似的天方夜谭。设若政府不能保护产权和产权拥有者免遭盗窃、暴力和掠夺，那么市场由繁荣滑向萧条，犹如地球引力一定要使苹果落地，毫不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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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邻家发生的故事，放在中国，一定会让大多数人瞠目结舌。比方说，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寡头、盛气凌人的霍尔多科夫斯基，这个被普京总统投进监狱的家伙，曾在2003年的春天，发出有意进军政坛的种种暗示。据说，他和身材比他矮小的普京见过一次面，说，俄罗斯宪法应该得到修改，在他渴望建立的议会*政体中，他为自己预设的职位是：总理。
我们敢打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念想，从来没有出现在哪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梦想剧场中，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还是在被总理接见的时候。有趣的是，13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
当然，担忧者并非总是沉溺于*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的2003年，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他们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 吗？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但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认为，仅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他们还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在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且看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人。再看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唯一依据，没有*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变身全国政协委员的浙江五位私营企业主，一位是全国青联界别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别的，三位是全国工商联界别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走向人民大会堂，表面上看是他们所在党派和团体“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实质上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中央没有确定“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则，他们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参政议政！
我们再看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样高级别的“从政”，同样跳不出执政党画的那个圈。私营企业主出任副省级官员，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该试点之前，徐冠巨已经被试点过一次。彼时，*的*部门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业主明星团队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个债台高筑的人，只给当年对他艳羡不已的晚辈后生们，徒余一声叹息，并作为一个案例警醒试图从政的后来人。
概而言之，只要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开放的前提和条件不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终不曾偏离儒家的私营企业主们，就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无视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任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比较，最终占据我们头脑的结论和情绪，就将是错误的、慌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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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私营企业主自费拓宽民意渠道，如何见微知著地影响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缔造的中国特色的议员工作室，究竟为谁代言？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我走马浙江，相继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级人大代表联手设立的“热线工作室”，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络点”，温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个短期运行的临时性机构，而后两者看上去像是常设性机构。调查三个民意平台的日子里，无数个*神经的细节晓谕我：如果说老板代表自费搭建民意平台，是一种隐忧重重的“金钱政治”，那么可怕的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的“政治意识”。
浙江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一度让外界议论纷纷。一位对此趋势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举了一个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说，1988年她第一次当选时，一起从杭州奔赴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1993年她第二次当选时，就有少数老板跟她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时，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工农身份当选的老板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农民；2003年她落选了，但从报章上察觉，除了党政官员，余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半以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有产者阶层。据说，她很担心，担心人未到京写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板代表们，能否像被他们顶替了名额的工人农民代表那样，为底层民众说话？
她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太多偏颇。单纯地认为老板代表就是老板阶层的代言人，亦不妥当。在杭州发起四级代表热线工作室的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晓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