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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匪夷所思的陈仕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入狱时43岁的陈仕松绰号“阿太”，是莘塍镇中村的一个文盲，一个还俗后跳大神的巫师，一个既不会种地又不会做买卖的街头流氓，一个靠窥探官员阴私挟制官员的“政治无赖”，一个仰仗市委书记的官场掮客、买官卖官的经纪人，一个掌握他人官运的“地下组织部长”，一个以手段骗进组织的中###员，一个玩弄民主的瑞安市人大代表。
1991年，瑞安市莘塍镇开始搞村民委员会选举试点。“上面”打招呼，说“阿太”是莘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求镇委出面助选。时任党委委员的李国民主持选举，他和其他镇官坚决抵制，“阿太”落选。
和阿太一样，李国民曾经也是农民。1981年，李国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一年后，他在乡镇招干考试中胜出，当了乡镇干部，并在自学考试中获得法律本科文凭，考取律师资格。有了法律精神的李国民，在1990年设计了莘塍镇村民选举的“大民主”方案，并成为次年全镇海选的文本。
遗憾的是，李国民的文本对阿太没有拘束力。“阿太”落选后，“上面”急了，严令“下面”把前一次选举废了，再选一次。
这一回，李国民输了。有瑞安市纪委书记和市长的鼎力相助，“阿太”委屈地当上了中村村委会委员、副主任，同时由联防队员擢升为联防队长。
李国民说：阿太向村民许诺，他当选后，一定修好村里那条破烂不堪的乡村公路。相信他手眼通天的部分村民，虽然犹豫不决，但拗不过镇干部们的“认真组织”，最终遂了“阿太”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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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2）
1994年，中村换届选举，因为阿太没有改造好那条烂路，中村人再也不选他。但“阿太”在这一年“相知”了村干部出身的中共瑞安市政法委书记，也就是日后被他牵扯进班房的瑞安市委书记。虽然阿太在选举中败退，但“靠山”们出面，任命他为村委会副主任。
1997年，中村第三次换届，“阿太”自知民意基础太差，主动放弃了。等到“阿太”在公安派出所的压阵下入了党，李国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阿太的目光盯住了村支书的位置。
次年，“阿太”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已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李国民谈了三点：“阿太”是一个浮在水面的瘪三；我坚决反对；我保留个人意见。
接下来叫李国民瞠目结舌的，是“阿太”当选瑞安市人大代表。同为人大代表的李国民发现，“阿太”在那个会上，上下其手，比常委会主任还忙。事后，李国民才知道，至少有两位副市长是因“阿太”的公关而当选的。
1999年，“阿太”东窗事发，镇长也被拖下水，判了四年徒刑。这时候，长期与阿太为敌的李国民，始被官场接受为好人。
2000年，补选镇长期间，干了17年乡镇干部的李国民呼声很高。作为镇民主制度的设计师，李国民被民选的村干部们簇拥着。但中共瑞安市委一副书记告诉他，代理镇长已经到位，不要无事生非。与此同时，所有的乡村干部都被组织上找过去谈话，“与组织上保持一致”。
2000年9月22日上午，选举开始。主持人宣读《提名候选人酝酿办法》，要求在指定的房间里，在5分钟内搞定，然后问：“有没有异议？”
“时间太短！从四楼走到三楼也需要两分钟！”有代表举手反对。
礼堂里鸦雀无声。
“我是列席代表，我要发言。主持人的做法违法。虽然代表法没有规定时间，但你要给大家充分酝酿的时间，5分钟不够。” 坐在主席台上的李国民按捺不住地说。过去几天，种种防止他竞选的“组织手段”，让他难以容忍。
掌声雷动。
“愿意联名选我的，跟我来！”一拨代表哗地跟着他走了。
李国民当选镇长！86个镇人大代表，李国民得53票，代理镇长三十几票。
第二天，中共瑞安市委派来调查组。一个月过后，一个口头结论说：“阿太的余孽支持了李国民。”
“三讲”期间，组织上请李国民交代两条：你和阿太是什么关系？选举镇长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2002年，当了13个月镇长的李国民，被调往瑞安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不甘寂寞的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又一次折腾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他让村官候选人，填写一份公之于众的承诺书，如果当选后在11个方面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将承担赔偿责任。
浙江：被平均数遮蔽的财富鸿沟
2001年冬天，霍华德·J·威亚尔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中心，问：“在识字率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里，人们没有国家政治的观念，或者终日忙于为生计奔波劳碌以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么？在有些国家，贫富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平等主义的观念或者一人一票的观念近乎笑谈，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吗？”［1］
我们可以质疑这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异国权威的疑问，但我们相信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尽快消弭，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阻碍、意料之中的艰难。
浙江民主的发展水平，一如浙江的经济，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领先。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等浙江经济的诸多不平衡，都将在未来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节点上，制约着对浙江民主的均衡协调持续的演进。
这里，我们且丢弃民主在浙江区域内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观浙江的财富鸿沟，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迂回地将我们的问题托出水面。
浙江的财富不是神话。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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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3）
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也不表示浙江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反映财富鸿沟的基尼系数。尽管浙江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但2000年以来也已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200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高于2003年的。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2003年的倍扩大到倍。2004年浙江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而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到13元，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4］2005年初，人们在杭州蚕花园社区，还能看到不少烧煤炉的人家。由于煤气涨价，这些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家，不得不中断每月四十元的煤气费。
不知凡几的数字，非但见证了浙江贫富差距的拉大，也预示着富可敌国的浙江，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和相对贫困人群。
数理经济学的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抵在—之间，比较好的也要在—之间，只有在这个系数中，社会效率和公平才能取得相对合理的位置，弱势群体才不会被扔得太远。
人均GDP这样的指标，确实是衡量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的必要参数，但它从不代表每个人的真正收入，与个体的幸福也不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村村有富翁，处处有穷人。在富豪满天下的浙江，一个老板就可以拉高平均数。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平江村2003年的平均收入超过了5000元。乍看这个数字，可谓吉祥如意。但浙江的朋友说，看似吉祥的数字，遮蔽了百分之十月生活费120元的低保户的不幸，也模糊了十数位千百万富翁的幸福生活。
浙江的穷人比我们想象的多。截至2004年初，徘徊在年收入1000元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浙江人，有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比1990年代末期少了20万。如果我们把视线由绝对贫困转移到相对贫困，就难以统计出恰当的数字，表明业已失衡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的鸿沟，正在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速度增大。200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最高，为∶1。2004年虽然稍有缩小，也高达∶1，远高于1985年的∶1。［5］依照国际一般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城乡收入比为比1，而浙江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当下的城乡收入比例，不能不令人叹惜。
区域发展的鸿沟，也在快速编织着不均衡的二元结构。与江西接壤的浙西南，与安徽接壤的浙西北，经济发展水平比落后的安徽和江西，好不了多少。浙江有25个欠发展县市，浙西南的衢州和丽水就占了15个。
浙江东北和西南的区域鸿沟，同样很大。浙江有150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700万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这些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浙西南［6］。贫困驱使那里的农民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以致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贫困不仅影响生态，还影响人们的心理气候。2004年3月16日晚10时许，永康市象珠镇上柏村陈金楼的15岁的小女儿陈云芳，因为交不起150元的培训费，服毒自杀了。陈云芳是永康市清溪初中二（10）班的学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女儿，懂事、勤快，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陈金楼一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三个女儿全靠亲戚朋友帮助培养成人。［7］
可以想象，在贫困的浙西南，没有一个富足的中间阶层，民主怎样降临到破旧的草屋？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和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繁富的物质保障，民主在大多数时候，就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中国：村社民主的非均衡发展
如果说李国民竞选镇长，是一个人的民主政治，那么，2005年7月，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的公共预算改革，就是数万人的民主政治：将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提交给镇人大，镇人大代表就预算的具体内容对政府进行询问，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后再由镇政府和人大的预算审查小组共同修改预算，形成新的预算方案，最后再提交人大会议通过。
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4）
新河镇公共预算的改革，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还是第一次。它是从泽国镇的“民主恳谈”繁衍出的新的民主品类，也是浙江村社民主从村扩展到镇的高级见证。较之于还在海选村官阶段蹒跚而行的中国其他省区，浙江确实可以算作民主的先行者。在浙江的很多地区，经济的繁荣已使得那里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开放特征的社会，民主的意识和诉求，都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比拟的。
回望20余年来中国村社民主的发育史，看看浙江烙在其中的痕迹，我们发现，中国村社民主的发育，如同非均衡发展的中国经济，也是不均衡的。
18年前，仰赖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促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问世，西方媒体惊呼：“这是中国封闭制度下民主潮流的涌动。”
1999年，温州寮东村村民，在中国范围内第一次启动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民主程序，罢了他们不满意的村委会主任的“官”。
这一年，中国民政部试行居委会领导成员由全体居民直接投票产生的制度改革，终于发动了早在1989年就议定好的城市村社民主的改革。中国的村社民主，也就是官方宣称的基层民主，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
2001年，偏于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省实践了村委会海选，标志着民主选举在中国农村普遍开花，中国农村实现了以民主选举为中心的初步民主。中国与世界研究所所长李凡说，农村的民主选举可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程度上也有好坏之分，但是基本上可以认为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做法是普遍实行了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8］
2002年，中共中央下发了近年来第一份全面规范村委会选举的中央文件。至此，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委会普遍完成了4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大体实现了数百万村干部由上级指派到村民投票的平稳过渡。
2004年，温州籍的浙江省人大代表提出“修改《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议案”，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决定草案，直接指导了2005年浙江省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怎么样才算贿选？草案一一作出了答复。
回顾历史，浙江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