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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权贵和他们的后人迁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穷人，也被“拆”字撵走了。住在均价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们，推开窗户就可以对着西湖吟咏“浓妆淡抹总相宜”。前些日子，母亲对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说，你可要找个有钱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亲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辈子也没有投过一次票。可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设若我为之关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让穷人在富人的天堂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断桥边白娘子的故事再动人，又如何？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
勾勒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我写作此书的要旨。但，夸奖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他如何和害怕他什么？
本书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浙江经济的惊人成就，自发地孕育出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争取更大财富的动力，驱使这些新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们，自下而上地攀上权力的枝条，执政党自上而下的不失时机的应和，最终酿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我们议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诠释，回答以下问题，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战：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还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会不会遭遇“拉美化”危机，会否复制出俄罗斯寡头民主的中国版本？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世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我独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黄仁宇先生在议论中国大历史成因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海洋和内陆的地理要素。
大师们的思维视角，对我追访浙江民主源头的启发，无需讳言。但我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我们的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时，总不忘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
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号。凤阳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龙袍之后，浙江始作为省名，闪现在中国的史书上，迄今未变。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的山地丘陵，的平原盆地，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当下，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开始呈现的残酷现实。早在清朝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2］数百年以来，土地始终是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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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2）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更为稀少。当年，温州人均耕地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亩。［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哼唱着“你挑水来我浇园”，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没什么好奇怪的。为什么和杭州毗邻的徽州，在清代出现那么多的红顶商人？一个紧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么。再瞧瞧晋商，威尼斯商人，世界历史上的商帮，有几个不是因为地狭人稠，被迫走向非农业领域，最终谋得广阔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对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问：为什么南部的经济比北部繁荣？为什么民主制度创新绝大多数在南方的温州、台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南部不仅地少人多，还多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北部则不同，毗邻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风性湿润气候滋养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外，战争还使得北部人均拥有的土地，远多于南部，虽然它们同处人多地稀的浙江。
据卓勇良和陈立旭的研究［5］，战争使得北部人均占有的土地份额，远比南部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浙江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最为惨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华战争之后，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嘉善县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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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3）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尽管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到底是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在解释浙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