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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浙江的民主，我们总是觉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营企业主们从来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宏大叙事，他们在乎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民主，他们太自私，太功利，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0）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请法治登场，制止市场经济变坏，防止它孕育出坏的民主，更不能让假民主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大众财富的手段，变成寡头凌驾于平民头顶的托辞。
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浙江民主最终倒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尽管儒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敌人——专制的代名词，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学主义学者，还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东亚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边由民间资本竖立的一个小佛像最终被推倒，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泰国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美国价值是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尽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反对，中国的执政者却对“亚洲价值”表示欢迎。［22］
11年以后，一度讳言人权的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对这九个字进入宪法予以表决的，有楼忠福等数名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过去，楼的父亲因为被指控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被劳教。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盲目以西人为师，或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也难以给出中肯的评价。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背诵杰弗逊总统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对浙江民主的未来，也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变天，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误入歧途。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在我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时耳闻前苏联失败就在于他们政治改革优先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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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1）
事实绝非如此。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气不接下气的局促，都显示我对浙江民主，乃至中国民主未来的谨慎乐观，并非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伸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尽管资本的力量在浙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说包括楼在内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促进浙江民主乃至中国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我老觉得，“后儒家民主”是个和“亚洲价值”一样含混不清的说辞，你说，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
【注释】
［1］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至第6页。4600余万人口数，为2003年末统计数据。
［2］卓勇良：《番薯、战争与企业家精神——也谈温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载2004年第3期《浙江社会科学》。
［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09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4页。
［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5页。
［7］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企业家精神起源与最优的制度变迁路径》，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页。
［8］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温州鹿城区水心街道，世称水心先生。叶适理论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倡导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82页。
［10］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8页；陈立旭：《务实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载《浙江新发展：思考与对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97页
［11］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2］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翻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第13页。
［14］参见《浙江概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6］卓勇良：《挑战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