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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质量，让民众知道是委员们在维护与争取着他们的权益。
政协委员并不是民主象征的摆设，而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200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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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中流搏击时，人们在与大自然竞争，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闯过一道道激流险滩上，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却发现未能尽情地欣赏大自然恩赐的美景。也许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这种搏击中的潜力激发。
华远是中国第一家境外借桥上市的地产企业，同样经历了许多磨难，上市的前一天还在和匿名的诬告赛跑。最终，华远还是成功地打开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实现了量和质的突破。
与华润分手之后的二次创业之路也并不平坦。早在2003年，华远就试图借壳收购门头沟的京西旅游公司再次进入资本市场，但由于种种原因，2004年4月华远放弃了收购。
2004年下半年，华远不但做了IPO（首次公开募股）的努力，同时也与多个境外基金接触，试图用先私募再上市的方式再次进入资本市场。因公司的土地储备不足，几家基金在评估与尽职调查完成之后均放弃了与公司的合作，土地储备不足成为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障碍。
社会已习惯将地产公司是否拥有足够的土地储备作为评价公司价值的基础，但却忽略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完全依赖于土地的价格升值，更依赖于企业的生活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企业重在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规划出好的产品和新的生活方式，创造让市场与客户放心的市场游戏规则（如华远的“担保”制度与“业权”制度，赢得政府与客户的信任）；重在用有限的股本资金创造出更高的净资产回报率；重在品牌的影响力，创造更高的效率与财富价值；重在能用集体的力量完成个人无法创造的奇迹。
华远连续多年实现了利润的高速增长，并让净资产回报率高于中国绝大部分地产上市企业，用有限的土地和项目在超高速的周转中实现了品牌的价值，让公司具备了再次进入资本市场的实力。
2006年第四季度，华远与境外基金管理公司签署了境外组建3亿美元的基金专门投入华远地产的合作协议，随后又与幸福实业进行了重组的谈判，最终在“两条腿走路”中选择了借壳上市之路。
从2006年10月23日宣布幸福实业的停牌至今，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华远地产与幸福实业的重组方案终于获得了证监会的审查批准，打开了华远二次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完成后续工作之后可以正式进入了。
2007年9月28日，华远因使用估值报告作为定价依据被证监会否决了重组方案，引发了市场的波动与股民的不满。恰恰是证监会从保护股民利益与市场公平的角度出发的否决票，让华远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定价依据和股改对价方案，华远重新申报了二次修改后的方案材料，并最终获得了通过。
我既应为第一次的方案未通过向证券管理机构和股民们道歉，也应感谢证券管理机构和股民们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与鼓励之下，华远才获得了成功。
一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配合这次重组工作的各方，包括证券公司、评估机构、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等都在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证监会也在不断地加班与公司沟通，并给予指导；各方股东、各级领导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支持，连同行与不相关的人们也都表示了关注。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在此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社会各界的支持与信任让华远获得了发展与腾飞的机会，剩下的则是公司团队的共同努力了。我相信华远一定会对社会、对股东给予满意的回报，在严格遵守各种法律规定和调控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为社会和股东创造最优的效益。
不顺利时人们会垂头丧气或者上火，但市场竞争中又怎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呢？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斗志、一个企业的生命力，看这个企业是否能在逆境中顽强地努力，去战胜面前的困难，看这个企业如何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勇于攀登险峰正是华远二十多年培养出的特有素质，“团结、坚韧、探索、奋斗”让华远再一次闯过了进入资本市场的一关，并造就了华远不惧万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当得知重组方案通过的消息之后，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但成功让更多的人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在加重。解决了今天的困难后，华远仍会努力地解决另一个尚未完成的重组和新公司的发展。
好事多磨，终有出头之日。只要有信心并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华远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2006年11月1日）
企业家的责任（1）
2008年3月18日，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召开执行理事会之机，气候组织（TCG）与中国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城联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多个组织共同举办了“中国企业与低碳经济”的国际研讨会，并有幸邀请到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到会做了专题演讲，境内外的多家企业也专门就节能环保问题做了演讲与交流，气候组织同时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签订了共同合作从事环保事业的框架协议。
气候变暖的趋势已被各国达成共识，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成为热门话题，也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环保与节能的责任，中国的企业同样都面临着实现低碳经济的责任。
因此，在今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年会上，由不同行业的企业家组成的多个组织达成了共识，共同联合起来从事节能环保的公共事业，并组织了此次“中国企业与低碳经济”的研讨活动。
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专门进行企业家之间交流活动的民间组织，每年在亚布力开年会，组织大批的企业家进行各种不同行业的、涉及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交流与讨论，共商经济改革之路。每年的夏季会在深圳等南方城市组织不同专题的研讨，将企业家的精神传播到全国。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由境内外上百名企业家自发组织的公益协会，从解决阿拉善地区的沙漠化、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到支持与鼓励全国的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节能环保，四年多来，境内外公益基金合作已取得了巨大的影响以及初步的效果。
中城联盟也有超过八年的历史，是由一群专业地产商和相关设备供应商、设计师组成，重在用内部约束机制规范行业行为、发展城市经济、引导开发活动，同时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企业领头羊，同样在建立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基础上，发动更多的企业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推动中国环保事业。
这几个组织共同发起并联合气候组织举办的活动，实际是在号召与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环保活动。参会的企业家许多是地产商，大多数企业家也同时参加了其中的两个或三个组织，这样就使这些组织具有了广泛的带动性，并会影响到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节能环保等各项公益活动之中。这些组织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推动了中国的环保事业与低碳经济。
建筑节能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点，也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会上多家企业都围绕着建筑上的节能、减排、环保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推广了新的技术，用创新或引进的方式力争在所有行业中带个好头，让公众有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与未来。
遗憾的是，石油、石化、冶金、钢铁、水泥、煤炭、电力、汽车等耗能最多的大企业却未能参会来共同推进低碳经济。
发达国家大多已经有相关的立法，对节能的指标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并有明确的税收政策优惠支持），高于节能指标的建筑不能再生产和推向市场。在整体宣传教育中，已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廉价商品会造成更多的能耗与污染，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极大的灾难（如低档高排放的汽车、家电等），并从消费观念与意识上让更多的人开始自愿地承担更高的节能成本，在首次投资中支付更多的费用以换取此后的节能环境（如建筑中的节能成本）。
这里出现的矛盾是，如果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那么就必然是先用高能耗去发展经济并提高公民的收入，然后再用高收入去换回低能耗的环境。如果把这种生产与生活模式搬到中国来，就变成了先污染再治理。今天这些发达国家已有高收入垫底来实行减排了，而发展中国家却要在低收入阶段就进入要支付高成本的节能环保阶段。
发达国家可以用先进的技术来制定市场准入规则，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财力落后，又无缘参与市场规则的制定，就不得不以花高昂专利费的代价去换取市场准入资格，不得不用高成本去支付环保费用。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建筑节能必然提高了房屋的建筑成本时，公众不愿在首期投入时为今后的节能支付更高的费用，因此加大对环境的破坏。 。 想看书来
企业家的责任（2）
所有人都知道，建筑的统一精装修会节约大量的材料、工时与能耗，既解决了噪音问题又解决了环保等问题，但税收却因此大大提高了，营业税与契约税大约最少占这一部分的以上，而发达国家已经几乎看不到有非精装修的建筑在市场流通了。
再比如，所有人都知道统一供暖才能有效地利用地热、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同时可以减少能耗与排放。但供暖费的收取困难，少数人（不管是贫困还是其他原因）不交费就会造成整体供暖的运行困难，于是许多的开发商就不得不用分体式燃气炉解决供冷、供热和生活热水等问题，造成了废气排放量的增加。
地热技术的应用，国家每平方米补助20元，但成本却是每平方米数百元（水源与热源不同时差别更大）。冰蓄冷技术单项国家补贴50万元，但每平方米的造价却在千元以上。内外呼吸幕墙技术都是高环保的，对人们的健康极为重要，尤其是北京的情况，但造价都极高。内外墙保暖技术的提高，造价也在每平方米百元以上，好的双层隔热措施的玻璃窗造价就相差几倍之多。热效能不同的散热器价格也在数倍之差。
开发商并不想增加消费者与物业管理的困难，但又要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于是最先出现的两极分化则是，越高档的房子越是精装修，越高档的房子节能环保的条件越高、设备越全，反而是普通的住宅、低价位的住房，开发商为了降低成本，使房子更容易从价格上被市场所接受，而没有精装修以及在环保节能上的投入。
万科现在开始推广精装修房子，准备用几年时间全部实现精装修房。而华远则从90年代就以精装修房子为主了，只有特殊产品给了客户自由的选择，但这之间的差别很大，一类只能在严格控制成本的情况下，适度地增加节能环保的措施；另一类则要靠更高的房价来支付更高端的节能环保设备与材料。
当人们说重新购买蓝天时，不得不用更大的投入来改善已被破坏的环境，就像阿拉善的行动。但今天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支付更高的消费成本，则就有可能在今后用更少的成本去购买蓝天、购买环境。
当远大空调的张跃在谈论空气净化、废油利用等环保创新时，正大的董事长戴志康则首先提出，这位中国第一个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应停开这架公务机以减少污染与排放。张总则回答，早在2004年他就计算过，他的公务机飞一趟北京的排放量相当于砍掉了34棵成活了60年的大树，因此除满员与特殊公务之外，张总一般不乘坐自己专用的公务机，而是乘坐普通的国内民航飞机。这种放弃了美好的私人享受的行为，当然也是节能表率了。张总并不缺钱，他每年给“戈尔环保基金”的捐款就有500万美元，当然不会因乘坐私人公务机而担心费用问题了，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责任。
当许多人在指责中国企业的责任时，并不知道一批中国优秀的企业家早就在积极地从事公益事业了，不知道企业早就在研究与推进发展低碳经济了，更不知道这些富起来的企业家们都在主动地牺牲自己的享受，而从一点一滴开始为节能环保而努力。大批的民营企业家都在自己所在的行业和领域主动承担环保责任，都在默默地探索中国发展的新路。
仅仅邀请布莱尔先生演讲并不是目的，唤醒公众和企业家共同承担节能环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