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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许多人会说：“随便允许人们去做金融、投资交易，那不是乱了套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起初都是从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开始做起的，那是一种最自然的程序。只有当融资范围超出了当事人的“亲朋熟人”、“朋友的朋友”和本地小社区的时候，才出现较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时才有政府监管介入的理由。但即使到了大规模、大范围融资的时候，政府还是只应该起到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作用，而不一定要由国家直接来经营金融证券业务。换言之，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是后来有的、非自然的业务形态。
我们经常讲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通过出口让我们的老百姓和创业者收入增加不少，但是大家收入增加之后都不花，存在银行里。这是因为消费者可以利用的金融理财工具非常有限。大家没有办法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更好地规划未来的生活，只好把挣来的钱存银行，生怕未来会没有收入。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民间金融放开，通过民间金融的竞争，使国有银行面临一些竞争压力，让他们能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运作。
三
问：请问陈教授，是怎么样想到要把文化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的？您认为目前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哪个领域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陈志武：首先，关于把文化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或者说，用金融学来解释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在我最近研究金融学对社会、对家庭的意义这一过程中联想到的。我发现，在传统社会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又没有正规的保险市场和借贷市场，可人们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那么传统的社会是怎么达到这些风险规避的需求呢？我们看到“养子防老”等观念，实际上都是金融的观念，也就是说后代就是父母的股票、基金、保险、信用借贷，但是全部集中在后代身上的这些金融证券品种，它必须靠文化、靠道德来维护父母亲作为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化的内涵必须包括一些有利于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的东西。否则，后代就不能起到股票、基金、保险、信贷的作用。那么，人类就难以延续下去。所以从保证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这种功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形成，最终能够让我们知道一旦正规金融充分发展了以后，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目前许多儒学大家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成功的原因。因为随着中国的金融证券、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当初保证后代作为投资、风险规避的工具作用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会有新的文化内涵去取代。这些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6）
至于哪个研究领域更容易出成果，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以中国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历或者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好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发现1933年~1934年的民国政府中央农村经济实验室收集了大量的农村家庭金融、民间借贷利率、借贷资金的来源等非常详细的数据资料，包括22个省、几千个家庭。比如说我发现每一个省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布，以及平均利率值差别非常大，这当然反映了各个省当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别，那么那时的金融发展差别对于各个省后来的经济增长、财富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当时各省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来解释未来几十年，或者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不同呢？这些都是非常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但是通过利用过去中国不同时期的数据，我们可以研究那些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由此得出的研究论文，不仅容易在世界一流学报上发表，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许多关于金融政策、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是一举两得。
简单说，我们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主要优势是利用中国的数据去研究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这样最容易出成果。
问：我想问陈教授，您觉得金融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推荐几本您认为不错的经济学读物？
陈志武：金融学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它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资本市场，或者更一般的金融市场，在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当然只是关心与金融、证券有关的问题，关心的只是经济学的一部分问题，当然金融交易是所有市场交易中最抽象、最依赖于法律的交易市场，所以它又具备与商品市场不一样的一些问题，所以金融学跟一般的经济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相比也有其独特性，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针对金融与证券市场的研究所用到的数学工具是经济学中最深、最广泛的，它所推出的许多模型在经济学历史上是第一次被实务界、工业界所直接应用的，这是经济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是数理计量研究方法上给经济学其他领域起到了非常强的示范作用。
至于推荐图书，今天经济学及各种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很机械，工程的味道太浓重。尤其像金融这个领域，如投资理论、公司财务这些学科跟我当时学的计算机工程的内容和感觉越来越相似。尤其是我2001年回国卷入不同问题的讨论后，我更是感觉到我原来之所以放弃计算机工程这个专业，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工程的一个特点：输入和输出是可以预测的，不用跟人和社会打交道。我没想到做了金融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又感觉像是工程一样，而我的兴趣是想做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因此我发现金融经济学跟我的兴趣又有些差距了。因此从2001年开始，我又开始回归更自然，更接近于社会的有关研究。
大家除了要看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这些正规的教材，我觉得还应多看经济史方面的书。我觉得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科系，都对经济史这门学科重视不够。我自己也很遗憾在耶鲁的时候没做好这方面的训练和学习，因为在耶鲁没有经济史和金融史的必修课，耶鲁直到现在都没有开金融史的课程。我现在最喜欢的书是经济史和金融史方面的书。在英文书里，我推荐一本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的《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一书，它回顾整个英帝国的发展史，跟金融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这本书，弗格森的其他几本书，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先知》（The House of Rothschild：Moneys Prophets 1798~1848）、《摩根家族：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我都要向大家推荐。另外还有一本书，是罗伯特？利特尔（Robert Littell）写的《公司》（The pany），主要讲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史。这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用到大量数据和图表，经常读这样的书可以使我们在研究或者写作的时候养成用数据或者图表说明问题的好习惯。举个例子，我昨天拿到一期国内的杂志，主要是讨论三农问题的，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我发现，除了我的文章之外，其他人的文章都没有用到任何一个图表。这么多人讨论中国农业问题，都是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仅仅在概念之间兜圈子，却没有人用数据去论证哪些概念或者问题是在事实面前站得住脚的，是对现实可行的。这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么多人都在想着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但却没办法跳出这些仅仅局限于概念的方法。因此我觉得大家多看经济史和金融史方面的书的同时，应该加入些计量和数量的方法去研究，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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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1）
本篇来源：2006年8月《新财富》，记者刘凌云、刘浪。
在与陈志武的交谈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谈及年轻时的拮据，他说：“那时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1 000元要高很多。”并由此引申到发展金融业可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这一层面。谈及经济学的研究，他说：“我们需要对一些基本理念做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仔细想来，这些幸福其实环环相扣，因为，毕竟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正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茶陵：乡土环境里的自由成长
2006年6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隶属湖南株洲的茶陵县。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这使得他有机会重新打量路边的一个农场。高中时代，他每个学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把山上原生的树砍掉，再种上果树。现在，那些树都没有活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岁月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与个人历史的不期而遇，让对历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史”非常感兴趣的陈志武再一次体会到自己研究的意义之大：“了解过去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证券业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的发达程度不一样，甚至于像今天或者是70年以前，不同省份民间的借贷利率和金融交易的程度都差别这么大，这些都是我想要弄清楚的。解释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
1962年出生的陈志武，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茶陵，这个因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的湘赣边界小城，这位如今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曾过着普通农家子弟的生活。“我家在农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地劳动或是上山砍柴，一直到1979年上大学。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后背60公斤左右的柴回家，往往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肚子就很饿了。”
早年的茶陵生活经验，后来不断出现在陈志武的研究中：谈自由市场的运作时，他会想起跟父母到集市买东西的见闻；谈法治时，他举出自己小时候几乎没见到过警察的例子，说明交通不便使过去的中国乡村与正式司法基本无缘；谈诚信与市场浑浊时，他指出，乡土中国的商品市场多以村为单位，买卖双方信息基本对称，讲“诚信”才是理性的选择。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我5个兄弟，最大的哥哥长我16岁。我读高中时，有3个兄弟已经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必须下地干活来养活弟弟。读大学时，我一个月有9元左右的奖学金，兄弟还可以补助几元。”
作为“*”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榜了。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慨地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的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作的——从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1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年时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