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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拉姆斯菲尔德难逃干系。他的地位与美国力量一起上升，也必然要随这一力量的衰落而跌落。尤其是在导致美国力量的过度损耗中，他难辞其咎。2006年11月8日，他从权力顶峰跌落了：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发表辞职感言时，他说了一句连自己也十分陌生的话：“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几乎没有人理解的战争，是一场人们备感陌生的战争。”几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天前，自己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瞬间似乎连自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四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一篇名为《拉姆斯菲尔德自己造成的创伤》的评论，给了他一个美式的“盖棺论定”：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有机会成为美国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在危急关头执掌国防部，具备很多令人钦佩的才能，这些都是成功的必备条件。然而，与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一样，他的缺点是傲慢和固执，这不仅导致了他的下台，还使他毕生的努力毁于一旦”；“拉姆斯菲尔德为这一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会以改革美军的国防部长而名留青史，充其量也就留下个差点输掉伊拉克战争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他的顽固不化毁掉了地面部队。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设备损坏殆尽，士兵们也已精疲力竭。部队为了保证训练只得轮流使用坦克和悍马军车。美军遭遇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与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上台时所掌管的那支军队相比，他所留下来的这支军队的实力和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09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二）——露多大脸，…
2006年12月15日，美国国防部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在发言中依然对拉姆斯菲尔德充满溢美之词，称赞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国防部长，但新任国防部长盖兹回答参院咨询“美国是否正在打赢这场战争”时，张口就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字眼：“不！”
拉姆斯菲尔德走了。虽然黯然神伤，但头上依然顶着左一个右一个“最”：最年轻的、最年长的、最有权势的、最富攻击精神的、任职次数最多的？？美联社记者伯恩斯说，仅仅只差了10天时间，拉姆斯菲尔德就能创造另一个“最”：打破越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创造的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
也许拉姆斯菲尔德最不想打破的就是这个纪录。越南战争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的噩梦。麦克纳马拉活一天就要检讨一天。他决不想重蹈覆辙。正式辞职之前，拉姆斯菲尔德完成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建议布什对伊拉克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甚至规划了“上策”为何、“下策”为何等等，细致且周全。但这份备忘录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建言献策了，而是暗中埋下的那句伏笔：不管做出任何决定，都要表明这些决定是“实验性”的，“这样我们就能随时在必要的时候对策略进行调整，而不必承担失败的责任”。i米i花i书i库i ；__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拉姆斯菲尔德才想起来不能做麦克纳马拉。他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灾祸和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艰难。他想抽身便走，身后尽量少留痕迹。
但为时已晚。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露多大脸，现多大眼”。现在不要说全世界了，即使在美国，如果要为伊拉克战争选出一位标志性人物，美国媒体也承认：大多数人会选执着的和顽固的拉姆斯菲尔德。
“暴风雪结束了”，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离去之前，给五角大楼同仁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平素喜欢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句名言：“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失败也不是最后的宿命，重要的是勇气。”
他对丘吉尔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凭借他的个人勇气和美国国力，就能够达到一切、克服一切。当他终于明白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之时，他的勇气也竟然像冰雪那样开始悄悄融化了。
应该责怪丘吉尔吗？既然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失败必然是最后的宿命。
现在坐在家里的拉姆斯菲尔德，未来只有在回忆录中解脱这一切、辩白这一切了。他拥有如此众多的“最”，回忆录肯定畅销。有人以成功影响一个国家，也有人以失败影响一个国家。拉姆斯菲尔德无疑属于后者。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时间和历史会做出这样的记忆。
多少年以后、多少代以后的美国人会不会说：21世纪初，我们有个最狂妄的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他的最后一个“最”。
10 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1 进取性——永恒的追求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入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255人、伤777人、损失舰船6艘、飞机34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1000余人、被俘11000余人、损失舰船11艘、飞机105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年10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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