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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个新的临界点，一个真正的临界点，与10年前（1994—199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整体反击将跨国公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同，这一次是跨国公司们绝地的反击。
我曾经与周厚健先生就此进行过交流，我认为国外大的家电厂商都已不再生产CRT电视机，我们国家还有大量企业只做这一块。如果价格降到一定程度，差别还不是很大，但当连农村市场都不再需要这种电视机时，这些企业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周厚健认为目前这种显像管结构的电视一定会走向没落，所以海信的战略是“要牢牢抓住平板电视的机会，把平板电视的发展道路打造好”。但是，一部分升级后的显像管电视产品，不一定遵循这个规律。
周厚健看到了对手的优势，也看到了未来的方向。他说：“在技术升级导致产品升级换代的时候，往往是有技术准备的企业会再兴起。现在很多产业都处于一个技术升级换代的时期。所以说有准备的企业的前景和技术准备的优势就很明显。”
海信希望做好准备，于是它们在核心技术方面进行了“赌博”，因为那是一场关乎未来方向的生死之赌，所以我称之为海信“孤注一掷”的战略。这样的战略，中国企业成功使用的不多，能够数得出来的也仅华为、海信等等几家。
它的特征是高风险和高回报率，不容许失败和中途调整战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第二次机会。大部分企业使用“孤注一掷”战略都遭遇了失败，成功的企业则得到了非常高的回报。
是什么保证了海信“孤注一掷”战略的成功？我相信是前期的准备和赌博过程中的坚持。前期的准备越充分，孤注一掷时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企业文化越准确、适用，员工对此认同度越高，孤注一掷遇到挫折时，就越容易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企业，它们会突破“临界点”，找到活下去的方向。
一个企业的成长，必须也必然有独特于其他成功企业之处，这便是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海信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而周厚健先生倡导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如今则被广为认同。
一个中国企业，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手工作坊走向跨国公司，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真正优秀的企业，该以什么为目标？
作为案例的海信，从不把“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它认为数字并不是企业的真实，亦非企业的内涵。
如何把企业从“做大”的观念扭转到“做强”的观念上，如何使企业从“慢鱼”变成更具竞争力的“快鱼”，这便是海信提供的“海信经验”。
速度，更快的速度。这就是“海信法则”。
通过本书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将会发现——
真正优秀的企业，不是靠数字包装出来的，不是靠不负责任的媒体吹捧出来的，不是靠“典型”被地方政府树立起来的，不是靠所谓的“危机公关”掩饰出来的……
索尼、摩托罗拉、福特……一大批成功的跨国公司成长故事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企业，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在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中实现升华的，是通过适应市场的高品质的产品生存下去的，是靠伟大的信念走向未来的。
“创新就是生活。”这是海信的口号。
“人才是本，技术是根，文化是魂。”这是海信的内涵，它朴实得就像任何一款海信的产品。对于迷恋于制造的周厚健先生来说，它就是一切。
所以，与《海信史》和《海信经验》不同，本书讲述的是海信何以成为海信，同时也意味着它必定阐释了周厚健何以成为周厚健个中原因。除此之外，也许本书在告诉你“如何在一个系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裨益。“高层永远会有位子。”请记住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这句话。
迟宇宙
前言（4）
2005年11月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1）
1
2005年夏天，海信发布了它们独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视频芯片——“hiview信芯”。这款达到跨国巨头市场主流芯片水平的“信芯”终结了中国电视机工业“空芯”时代。
海信因此而缔造了一个传奇，因为它同时也标志着海信在电视机制造方面拥有和掌握了核心技术。在一个充满变数艰险的未来，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3年前的夏天，也曾发生过一桩类似的偶然事件。事实上，它们发生在同一天，3年前的6月26日。我曾在《海信史》中描述道：
2002年夏天。
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象征。海信集团宣布退出青岛家电博览会正是这样的偶然事件。
海信掌门人周厚健在那个夏天导演了这出好戏，几天后他秘密到了日本，寻找新的机会和突破口。在那里，他与住友的高层进行了秘密而亲密的谈判，彼此权衡利益后，做出了双方合作的决定。他们的决定，最终在那一年7月底发布。
又过了不久，8月的中旬，在青岛，海信宣布了“三园一厦”的诞生。在作者看来，那个偶然事件比起“三园一厦”的诞生，更可成为海信进入新一轮“十年再造”的标志。
当周厚健董事长出现在日本的时候，比起18年前，日本经济已大不相同。就在1989年，鹰派的石原慎太郎霸气十足地宣称“美国没有希望了”的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开始破灭。在此后十几年的苦苦挣扎中，它在世界股票市场中的份额已从昔日的40％缩减到不超过10％。
美国人的经验又重新被人们重视。
美国公司在21世纪初仍全面领先，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了资源。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人的优势重获来源于：
◆重视战略核心，不断追求比他们的同行生产经营得更为精细。
◆崇拜技术创新，从而总是拥有别人不具备的新技术。
◆一个最利于个人发挥才智的市场机制。
◆一种最利于个人发掘潜能的企业文化氛围。
日本企业则越来越“友爱”和懒惰，其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慢慢地在企业马拉松式的进程中衰竭。
在日本，在那个灼人的夏天，周厚健有时候会想起他这十年来的经历。在山东牟平人执掌海信的十年中，新的企业制度被建立，新的管理理念被引入，新的战略被执行，新的企业文化得以诞生。
这个充满激情的家伙总不缺乏理性的思考，他一方面看到了日本企业在管理上的进步，知道它们比纯粹来自西方的理念更容易引起东方的共鸣，一面他又看到了日本企业面临的困境。
他心想：海信要从日本企业学习的东西多着呢。
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肯定要学的，但如何绕开它们发展中的困局，揭开企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似乎比其他东西更值得他花费一些时间。
2
“三园一厦”的诞生，终究是海信的大事。在山东青岛，在东海西路17号智能化的海信大厦，人们正在感受这个全新的海信。“它终于像个企业了”，有人慨叹。这种说法并不简简单单是说海信并非一个企业，而是一个玩具，或者一个摆设，或者是一个机关。
原来位于江西路11号的那个海信园子实在太小了，它就像一处矿藏，经过了20年的开发后，已无法跟上海信现代化的节奏。尽管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并不因建筑物的低矮与陈旧而受太大影响，但窝在一个小园子里，对于一家雄心勃勃、意图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企业来说，总显得有些不对称。
在1997年底的某一天，周厚健想：“该换个地方了。” 随后他把“海信大厦”和“信息产业园”的建设列入了1998年的工作计划。
在他的心中，“换个地方”只是他“加速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此前他一直宣称，企业必须稳健发展，“如果不合时宜地建设某些园区，财务不允许，市场也没有支撑，那对企业而言必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而这次，周厚健并非突发奇想。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进行大的跨越，此时不但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且要有一个更利于管理和创新的环境。
2002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海信集团总部和工厂全部离开江西路11号的时候，这里只剩下海信研究发展中心。它是海信的大脑，是海信的灵魂，是海信速度的原动机。
一些人对这个已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地方生出了一份情愫，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留恋，更多人则向往在一个舞台更大、驰骋空间更广阔的现代化的环境中工作。在那座智能大厦里，他们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周总是否想让他的员工都有大海一样的博大的胸怀，都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2）
努力想把“三园一厦”打造为海信象征的人们错过了整个春天，那时候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市场压力。竞争白热化，彩电间的恶性价格战随时都可能爆发；空调市场也变得混乱而无序；计算机公司2001年还亏损着；虽拿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家上市公司，但漫漫熊市使人们近乎绝望；被寄予厚望的CDMA因为中国联通网络建设的问题，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海信人向何处去？
直到夏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才觉得把落成“三园一厦”作为一个象征刻不容缓。这或许是个契机——树立一种良好的企业形象，某种程度等同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多年来，海信的形象始终过于保守，2001年的“海信加速”也没有改变它们静态的外表。现在，它多么需要一次夸张的行动，来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嬗变，使自己的张扬成为青岛的标杆，使一个被寄予“象征”希望的概念变成一个巍然耸立的实体。
海信的“三园一厦”是位于山东黄岛的信息产业园、位于山东平度的家电工业园、位于青岛江西路的研究发展中心——后者被习惯性地称为“技术孵化园”，以及位于东海西路上智能化的海信大厦。
2000年7月29日，投资20亿元、占地1200亩的海信信息产业园在青岛经济开发区破土动工。在周厚健的眼中，海信信息产业园的建成“标志着海信3C产业结构的圆满凸现，标志着海信产业结构正从巩固制造业的同时向增值服务过渡，也标志海信正向一个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而强的企业集团迈进，也标志着海信又一次创业的开始”。
两年后的夏天，当周厚健在狂欢Party上开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时，他一定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誓言。两年过去了，这“四个标志”对于他显得那么沉重，这或许便是他最终推迟了狂欢，去海洋对面窥探新的发展可能性的原因吧。
而在2001年4月，周厚健和他领导的海信董事会就已经开会决定7月1日包括海信电器股份公司基板生产厂、整机生产厂等子公司的生产厂将正式搬迁到新建成的海信信息产业园。
周厚健曾对海信信息产业园充满无限的幻想，为其设计了一个美妙的前景。他与他的下属们进行了“充分讨论论证”，并进行了工程项目招标，“邀请了国内外一流的规划院对产业园进行规划设计，力争建成国内最先进的音视频产业园”。
在周厚健为信息产业园设计的美妙前景中，电子、通讯、信息的“3C”概念被移植其中。。
不惟如此，海信“以人为本”、“创造完美”的企业文化特色，也被嫁接在了这片荒地上。
2001年4月，坐上执行总裁交椅刚一年有余，被称为“铁娘子”的于淑珉和王希安、夏晓东——后两位是海信集团副董事长，亦是周厚健多年搭档，开始出面管理和协调搬迁工作。这次搬迁颇似1980年6月那次目的地为江西路11号的搬迁。
与22年前不同的是，那一次他们是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威胁而被迫进行了搬迁——他们原来使用的厂房被青岛市总工会收回。
1980年的那次搬迁一直持续到1982年。此后二十多年，江西路11号始终是海信的总部。直到2002年新年的到来。
先前的搬迁结束后，施工还在继续。到2001年8月的时候，黄岛的信息产业园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周厚健给产业园指挥部下了命令，要求他们在10月1日前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施工”。
8月20日，产业园指挥部在施工现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副总指挥高嵩把周厚健的命令传达到了最基层。
海信电器股份公司的搬迁在10月底结束，而此前两个月，海信通讯公司已开始调试CDMA手机生产线。
10月26日，第一部C2101手机从黄岛的生产流水线下线的时候，周厚健、刘国栋和设计这款手机的杨文琳看到了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