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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那么轻松。在掠过了一丝兴奋和快慰之后，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焦虑又向他侵袭过来。
这是他和他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信芯”批量应用于整机生产的时刻，对于他和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电视机制造业来说，这个时间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他为了这个时刻等待了4年，4年前他不知道从零做起的自己到底会得到一切还是会失去一切，甚至一无所有。现在，他得到了无穷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更大的期盼和压力。他知道，上海那边的年轻人在期待青岛总部给予他们意想不到的激励，以刺激他们开发升级芯片的热情；青岛则期待着上海的年轻人能够迅速地开发出更高技术难度的芯片，向跨国芯片巨头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种心态的博弈，而战嘉瑾正处于博弈的中心。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是海信的基层管理者，另一面又是芯片开发队伍“11罗汉”中的“带头大哥”。
头疼。他唏嘘感慨。
他的确得到了很多，海信已经给予了他“优秀技术专家”，有人还倡议海信推举他为青岛、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杰出青年”。
他的确杰出，否则他也不会赢得如此灿烂绚丽的未来可能，但是什么力量将他推向了命运宠儿的位置？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充满无穷的偶然性，那是必然中的偶然，却又是偶然中的必然。人生如此，企业的“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在《海信史》中那么铺陈渲染了海信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关键时刻”。
现在我们确信，一个偶然的决定改变了战嘉瑾的命运，使他有机会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被塑造为一个传奇般的英雄人物。
是的，不曾有人想到，在一场惊蛰的戏剧中，他炸响了第一声春雷，使海信成为那只最早从泥土中爬出来的小虫。也许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现在，他改变了一个时代和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
战嘉瑾，山东龙口人。
这位1971年生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青岛市江西路11号。他抵达的时候，那里还是海信集团的总部，未来市场胶着中的白热竞争尚未形成，门口依然是一片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是刚刚掌握“权力棒”的周厚健将这个园子改造为中国家电业的智库中心，他狂热的举动使不少人慷慨激昂。
在江西路11号，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战嘉瑾获得了一份开发电视机的工作。这似乎与他的本行接近，但最初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做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譬如画画电路图，调试一下样机，组装一些实验机。那时候海信正在开发自己的2137型电视机，他于是也有机会在其中充当一个小角色。
“前两年一直是学习”，他说。事实上，他并未获得机会去开发一款新型的电视机，却有机会为自己赢得一个更鲜艳的未来。
1997年，海信建立了自己的数字电视研究所。那一年是海信史上的关键一年，刚刚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价格战，杀戮后的战场亟待胜利者和幸存者们收拾。海信在那一年并购了大量企业以增加产能，周厚健的野心勃勃终于展现在公众面前。
但海信从来就不是一个明星，它不习惯于在镁光灯下表演。周厚健也不善于面对镜头和话筒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废话和套话。他还年轻，他只有40岁，想干点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点什么。
战嘉瑾开始有机会进行整机的研究，这份工作他一直干了三年。当年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芯是他承担的第一个大项目，尽管颇费周折，但他最终获得了成功，赢得了荣誉和尊重。
在海信史上，那也是一个关键的年头。整个企业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其中一个，便是要“加强技术中心建设”。
在海信集团那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厚健总裁说：“技术中心要在引进和培养人才上开拓思路，在机制上要有新突破，要完善激励和淘汰机制。另外新品开发要与经营业绩挂钩，技术中心要与各子公司衔接好并形成经济关系。”
来自最高层的动员和自上而下的贯彻，最终促使海信技术中心在1997年在内部机构设置、制度保证、项目规划、人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基础性研究和中、短期产品开发三个层次的技术开发体系也被建立起来。
在接下来的3年里，战嘉瑾目睹和亲历了海信的成长。他自己也在成长中。他似乎干得不赖——在这3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变成了数字电视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已经熟悉了电视机的全部，对于如何将一款新型的、邮票一样大小的进口芯片嵌入电视机的合适位置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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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带头大哥”（2）
他熟悉海信电视机使用过的芯片：西门子、飞利浦、泰鼎……它们都来自欧美，它们都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它们控制着中国电视机的显示与功能，控制着电视机的价格与利润，然后控制着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命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芯片呢？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制造出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视机呢？
战嘉瑾苦恼着、期盼着、幻想着……
同样的苦恼、期盼和幻想也弥漫在周厚健、夏晓东、王希安的头脑中，后来它们还弥漫在于淑珉、郭庆存的头脑中，弥漫在所有清晰地看到海信未来命运的决策者头脑中，弥漫在所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和希冀的海信人的头脑中……
“一个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很可怕的事情，”战嘉瑾慨叹道，“引进的成本实在太高，国内的整机企业在芯片商眼里根本排不上号，拿到的芯片方案往往比松下、索尼、东芝这样的行业巨头晚一年半。”
对于一台新型电视机来说，利润最高的时间是前半年，晚了一年半，就意味着中国电视机制造商们所能得到的是最低的利润、最低端和最难突破的市场。当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抱着利润的西瓜抹嘴的时候，我们却瞪大了眼睛，还在苦苦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芝麻。
仅仅寻找并不可怕，勤劳毕竟是一种美德，饥饿和贫穷并不值得尊敬。然而，当饿狗们发现了同一块骨头的时候，它们便会争相扑上去，相互仇视、吠叫咆哮、然后厮咬肉搏。
一场搏斗往往意味着一桩残酷的杀戮事件，当那片鲜血淋漓、昏天黑地的杀戮战场被打扫之后，我们会看到胜利者趾高气扬，叼着骨头昂首于战场中央，仿佛自己是睥睨天下、号令群雄的领袖；而那些失败者，拖着残缺的、疲惫的身躯，趴伏在泥土中，身上沾着鲜血和流血的伤口，口中流着泡沫和涎水，眼里全是乞求和哀怨，心头一片绝望和仇恨。它们饥肠辘辘、自怨自艾，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死亡的降临。
杀戮。每天都是这样的杀戮。
谁制造了这一场场杀戮？
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从战嘉瑾的身上，你会发现哪些成功者的特质？
中国家电业为什么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寻找出路（1）
1998年，中国电视机产业还处在“彩电价格战”的鏖战中，一场场屠戮，一桩桩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也许有人找到了幕后的凶手，也许有人对于死亡原因一无所知或已麻木不仁，也许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拿冷眼打量着这悲惨世界，也许还有人正在觥筹交错，发出胜利者的欢呼。
战嘉瑾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国内整机企业面对相同的供应商、相同的芯片方案，同质竞争，只能打价格战。很多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打价格战，都想差异化，但芯片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也早已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周厚健说：“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给大家的印象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但是从芯片到CPU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很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他们不但看到了死，也看到了生。他们知道，如果不掌握芯片技术，整个中国彩电业迟早会完蛋。
周厚健有一次说：“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生产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权却没有，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周厚健和夏晓东想到了自己搞芯片开发。
夏晓东那时候担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和技术中心主任，他跑到了美国，与美国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我们今天可以想像谈判的艰难，这是一个弱者与强者的对话，任何从强者那里获得一丁点东西的试图，都会付出辛苦甚或屈辱的代价。
事关海信未来，事关海信生死，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对方答应合作，海信付出什么都值，他个人忍受什么都可以。
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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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2）
“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
“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
在自己设想的幻梦中，他从美国回到了青岛，从硅谷回到了江西路11号，从对芯片憧憬中回到电视机开发中。
但是芯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嵌入了他的大脑当中，嵌入了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的想法，见到谁就跟谁说，跟同事说过，跟朋友说过，跟领导说过，在家里跟妻子也说过……
从美国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爱“磨嘴皮子”的人。
集团的高层看起来没有任何动心的迹象。
除了夏晓东命他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