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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走入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刚高中毕业，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自己一直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人，所以她很平静地渡过了没有初恋的学生生涯。在她的观念中恋爱与结婚基本是划上等号的，所以读高中时当看到同学们有谈恋爱的，觉得他们都在浪费时间与精力，认为这种早恋都是会无果而终。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感情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二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 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家庭渡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乐事。但后来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娟，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奋勇的进取心，这也让杜娟不得不为之侧目。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2）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当年承载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娟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份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的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材。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着重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成为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名字。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年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来到北京，在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 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着大哥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 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10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了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坎、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鸿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鸿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运程。
西方宗教中的原罪，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成灾”（1）
当黄光裕在北京城轰轰烈烈地创业和恋爱时，一个叫冯仑的年轻人，却从北京的机关单位辞职下海，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海南。这位后来有“商界哲人”之称的企业家，是最早把原罪概念引进并延伸到中国企业界的人。
原罪之所以从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中走出来，并在中国“泛滥成灾”，成为企业界、经济界甚至社会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冯仑是“始作俑者”。学者杨鹏如此评价冯仑：“他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两个‘优秀’并没有完全打通，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冯仑的‘原罪说’，正是这种没有打通的表现之一。”
杨鹏评价得恰如其分。大概在1996年左右，冯仑因为自己企业发展的“血泪史”和惨痛教训，开始思索原罪问题。其后不久，他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他的初衷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通过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但正如杨鹏所说：“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这显然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
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告诫道：“原罪论只有在《圣经》独特的世界观框架中才有意义，相反，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世界观的框架中而不创造性地阐释，则只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因为逞思维一时之*，悍然把宗教中的原罪概念引入到中国的企业界，让它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以至于现在一提起原罪，就会直接和中国的企业家划上等号，让所谓的“原罪企业家”成为日益累积的民怨最直接、最易于倾泄的出口，而负有主要责任的有缺陷的制度和贪腐的权贵阶层却隐身其后，这不太公平。从这点上来说，冯仑是以自己知识分子的矛，对自己企业家的盾发起了一场他难以意料的攻击，受累的却是整个企业家阶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原罪概念笼统地置于民营企业家身上，必会误伤良民，给一些本分从商的企业家的事业和生活也涂抹上一层阴影，这是不公平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指出，如果将原罪的概念借用过来套在民营企业家脖子上，“逻辑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更不符合历史”。
关于中国式原罪的由来，各方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冯仑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一书中阐述了这种悖论所导致的原罪：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而创业资金大多靠借高利贷所得，而这种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暴利”的压力，于是走私、投机倒把、偷税等非法的暴利行为成为商人们的必然选择。而靠着家里借高利贷的4000元跑到北方去倒卖电子商品的黄氏兄弟，便是冯仑书中这种“由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源发性疾病”的典型。
一个是吴晓波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突破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指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和速度。”
西方宗教中的原罪，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成灾”（2）
一个是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他认为原罪缘自于制度的不确定性。张维迎提出，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而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因为“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
一个是学者秋风的观点，他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原罪。秋风说：“原罪的根子就在*的官员身上、在*的公共制度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
另外，时事作家刘登阁也在其《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式资本原罪的最大特色，与其他时代、国家的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别掌权者靠出售或出租这种本应由全民享有、授予并监督的公权力来谋一己之私；另一方则用资本非分地赎买这种权力，以谋求更大的资本利益，并因此而剥夺其他人平等享有这种权力的机会。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市场化的原罪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些企业家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力，从而导致了原罪的滋生。秋风分析了这种因果关系：“对于商人来说，置身于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假如缺乏必要的内心道德约束，那就非常容易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于学者杨鹏和企业家武克钢。杨鹏人为，原罪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锄强扶弱的传统，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
身为云南红河集团董事长的武克钢，写了一篇颇具分量和影响力的文章：《中国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