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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原以“血战异域十一年”连载于民国五十年的《自立晚报》，署名“邓克保”，其后由平原出版社出版，易名“异域”（一九六一），流传极广，一九七七年由星光出版社再版，十一年后另有跃升文化公司版本。
本书记载一九四九年底从云南往缅甸撤退的孤军之奋战及其艰难险阻，孤军腹背受敌（共军、缅军），又得不着政府之支援，在复杂情势中的战略拟定及战术运用，以及袍泽、亲子的关系等情节，交织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战争文学作品。
如今世人皆已知邓克保是柏杨的化名，他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像是自传体，但柏杨并未参与其事，而是一种“代言”，不过发表及初版的当时，人们都信其为亲身经历者的报告，这就形成文类归属上的歧异，全集从旧，列入报导文学类，一九九九年香港《亚洲周刊》票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异域》排名三十五，从报导文学的“记实”到小说的“虚拟”，可论述空间极大。同年，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中，仍有这一类的辨正，正可见其构成的特异及内涵饱满的张力。撇开文类的纠结，从战争文学的角度来看，《异域》堪称一部台湾文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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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国三十八年那一年变动之大，现在回想起来，心头还仍有余悸，共产党像决了口的黄河一样，汹涌的吞没了全国所有的省份，只剩下云南一片干净土，而在这一片干净土上的首领，却已决心向共产党投降，人心惶惶，昆明城一夕数惊，作为一个坚贞不屈的战士，内心的悲痛和旁徨只有上天垂鉴，我是第八军的一个军官，第八军和另外的二十六军的弟兄们，一直在焦急的等着变，但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马上就要变了。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省政府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他那时叛迹未露，还是堂堂正正的方面要员，李弥和余程万两位将军没有理由不去赴会，而且还希望卢汉能在最后关头，把稳了舵，他们去了，事情就真像古老的战争小说上描写的那样，当我追随李将军踏进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室里竟像一座坟墓一样的宁静，座位没有往常那样摆起来，桌面上也没有一盃茶，我心里觉得有点异样，我又蓦的发现，凡是宪兵岗位的地方，全都由步兵接替，他们头戴钢盔，双手举枪。i米i花i书i库i ；__
约莫经过一个小时，出现两个徒手的人，举手向李将军敬礼，说卢主席请他去，李将军站起来去了，但我却不能跟随，我挣扎着声明我是李将军的随从，我不能离开他，他们就把我架到一个好像是值日官住的房子，把门强从外面关起来。
我们一直关了四天，而李弥将军和卢汉谈过话后，便也被送到隔壁，我们只有一墙之隔，警卫人员虽不准我们谈话，但我每天都清楚的听到从他房间中传出来的谈话声，大笑声，咆哮声，和卢汉亲自来向他说服时带着一大队卫士的脚步声，我不断的在想我们的命运，我怕李将军的态度会激怒卢汉，将我们拖出枪毙，又怕李将军终于被他们说服，则我们有何面目走回军营，几天的煎熬，我想我已经疯了，我咽不下去一颗饭粒，那些马上就要成为共产党奴才，甚至终于要死在共产党手下的大小叛徒们，却一直向我发出得意的冷笑，我看见他们在撤走我面前原封未动的饭筷时那种嗤之以鼻的表情，不禁痛哭，我们如果死在这些人手里，真是在九泉也不瞑目。
第二节
在我们被扣留的一段时间内，我深切的体会到“度日如年”那句话的份量，古人锻链出来的成语，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出它深刻的含义，我整天都在恐惧中，每一个在门外响起的脚步声都使我发抖，我怕随着那些脚步声出现的是头戴红星的共产党，我睡不着，刚合上眼便被猛烈的心跳惊醒，我在斗室里徘徊着，思念我的妻子政芬和我的两个孩子安国安岱，政芬和我结褵十年了，她是一个娇小的南方女儿，我虽一直转战南北，但总没有使她受苦，我不禁想到，我死之后，她和孩子将怎么活下去，她是不是要携着儿女，哀哀讨乞？还是被共产党解回她从没有回去过的我的故乡，受那些疯狂了的人的审判，于是，我哭了，一个中年人是不容易落泪的，但我竟忍受不住摆在眼前的生离死别。而在以后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也常常哭，毫无羞耻之感的哭，在我们活在非人类所能活下去的中缅边区那里，只有眼泪才能灌溉出我们的力量，你要知道，我们是一群没有人关心的弃儿，除了用自己的眼泪洗涤自己的创伤外，用自己的舌头舐愈自己的创伤外，谁肯多看我们一眼？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我一直希望第八军二十六军的弟兄们能早一点发觉他们的军长失踪而有所行动，他们应该判断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陡的又害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已潜伏在军部掌握大权，或者，可能他们也和卢汉一样的也参加了叛变，想到这里，我的血液都凝结起来，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在李余两位将军被扣的当天晚上，就采取强烈的军事行动，李国辉团长第一个发现情况不对，他在遍找他的长官不获的时候，就打电话询问卢汉，卢汉在电话中作出如获至宝的语气回答。
“天，我正要找你，快点到这里来，我在省府大门等你。”
“我问我们的军长在什么地方！”
“正是为他的事，你快点来，越快越好！”
“我和军长说话！”
“傻子，电话上不方便，快来。”
但李国辉团长并没有上卢汉的当，军心开始震动，幸亏，不久之后，他在军部参谋人员的口中听说李将军原来去省府开会去了，乃二度打电话给卢汉，当他提出开会这件事的时候，卢汉知道消息已经泄漏，他的答覆是──
“炳仁兄刚刚才来，他很消极，感慨也很多，他要我无论如何接管第八军，国辉兄，我现在就委你为第八军军长，听绥宁公署的指挥，李将军会在电话中告诉你的。”
炳仁，是李将军的别号，卢汉在故意表示他和李将军仍站在同一条线上。
“我听李将军的电话！”李国辉团长说。
李弥将军不可能有电话，于是，李国辉团长便联合二十六军向昆明城垣猛攻，那时的第八军三个师有四万余人，二十六军也有二万多人，无论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压倒守城的卢汉部队，卢汉只有龙泽汇的一个军和两个保安团，一种被出卖了的愤恨，对卖国贼膺惩的敌忾，和营救长官脱险的怒火，使攻势凌厉凶猛，在炮火中，伙伴们使用扩音器和军中电台向城里广播──
“我们不会宽恕叛徒的，反正过来吧！”
“你们叛变了，你们要知道历史是怎样审判反覆无常的小人们的！”
弟兄们的声音嘶哑悲壮：我想他们喊至痛心处会落下眼泪，我当时只听到一句，那是省府卫兵宿舍里那座收音机传出来的，但拍的一声被关掉了。
第三节
我被他们苦刑拷打是被扣后第三天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十二月十一日，黄昏之后，我被带进一间屋子，好像是什么人的办公室，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是的，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人，天会诅咒他，他渎亵了那具有纪念国父严肃意义的服装，他像礼宾司的官员迎接一个国王似的迎接我，热情的握着手，脸上堆着任何人看起来都是诚恳无伪的微笑，让我在一条很窄的长凳上坐下。
“这是误会，邓将军！”
他口中的“将军”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便老老实实的告诉他，我说我只是中校，他摇了摇头，递给我一支纸烟。
“在我们党里，”他说，“永远是不问学历经历，而只问能力，我现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你为陆军中将，只看你对人民的功勋如何了，我相信总会帮一点小忙的，昆明可以免去一场可怕的屠杀，你总不忍心中国人打中国人吧。”
“你是谁？”
“我是共产党城工部的负责人。”
“我们彷佛很面熟？”
“对的，”他用一种充满了歉意的表情笑了笑，“我们在肃奸会议上碰过面，我们是老朋友了。”
便是一声霹雳打到我的脚前，我也不会如此惊骇，我认出他是谁了，我不能说出他的官衔，在祖国，具有这类官衔的人太多，那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凡是在民国三十七八年在昆明参加肃奸工作的伙伴们，他们都会知道他，他就是苏文元，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简直是将近狂热的反共者和忠贞份子，我之所以逐渐的看出他是谁，是因为在讨论韦伦的专案小组上，我认为韦伦不过是一个爱发发牢骚的普通知识份子而已，而是他第一个站立起来表示反对的。
我永远记得苏文元在专案小组上那副狂热的姿态，他脖子上暴着跳动的青筋，愤怒而悲痛的指责韦伦言论怎么样的偏激，虽然韦伦也攻击共产党，但那明显的是一种伪装，以求在离间民心，打击军心，动摇社会秩序上更有力量。我稍微表示点异议，苏文元便进一步的用一种谁都听得出来含着什么意思的话，说我是在掩护韦伦。而现在，他却代表人民政府委派我为陆军中将，这是一场可怕的滑稽剧，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最厉害的手段之一便是使我们的高级长官有错误的决策，和用我们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忠贞同志，打击那些因希望我们好而作逆耳忠言的人，可惜我发觉的是太迟了，但对于以后我在中缅边区的游击战斗，却有很大的帮助，我的伙伴们都领略过类似的教训，否则的话，在两面夹击的边区中，我们不能活到现在。
苏文元找我谈的目的，是他以李弥将军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曹天戈将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被扣后，政府发表曹将军接任第八军军长，在信上，李弥将军请曹军长暂时停止攻击三天，让我代李弥将军签字；我不得不说，没有李将军的吩咐，我不能这么作。
我这一句话使苏文元想到不使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他唤了一声，进来两个壮汉，他们没有等到吩咐，便一直走到我面前，熟练的照我脸上狠狠的打下第一个耳光，这时候我才知道让我坐到窄凳上而没有让我坐到沙发上的缘故，只一个耳光我便从窄凳上滑下来，接着我被拉起，又是第二个耳光，血从嘴角流下，顺着下巴，一滴一滴的滴到我那抱在胸前发抖的双手上。
“签吧，克保兄！”苏文元温和的叫我。
我不答话，于是我便像一条狗一样的被他们再打下窄凳，在地上滚来滚去，鞭子，皮鞋，和种种咒骂，我最后蜷伏到墙角，用我的背抵抗他们的挞击，我的背便是那时打伤的，我哭叫着，每一次鞭子打下，我都哀号一声，我自己都听到自己凄惨的声音，当我受不住的时候，我用头往墙上猛撞，我希望撞死，我现在想起还要颤栗，世界上有一种比死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苦刑拷打，但他们不能让我死，他们把我拉到屋子当中，打一会问一会，我爬到地下，昏迷不醒。
但最后停止用刑的原因，并不是我的哀号使他们动了怜悯，而是李弥将军和卢汉虚与委蛇的关系，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苏文元笑着再度和我握手。
“克保兄，”他如对老友似的把嘴巴放到我耳边，“李弥已答应反正，好了，人民政府会升他当司令员的。你的军长没问题，刚才不过是误会，要知道，在大时代里，误会是难免的。”
苏文元一直是满面诚恳的笑，就是在我被打得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他表现的并不是我所想像的得意洋洋，而是一脸同情和痛苦，好像苦刑拷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不得已才为之，这是共产党最厉害的手段，我深深的记在心头，很多坚强的人都是这样被骗住了，所以，我拒绝他们送来的使我连口水都要流出来的茶水，也拒绝他们送来的崭新的将校呢军服，我要把我被共产党苦打的原状带到伙伴们的面前，好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