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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柳传志最终皈依“贸工技”，还缘于刻骨铭心的受骗经历。1985年初，公司刚创立3个月，20万元启动资金就被一名自称是江西省妇联工作人员的女人骗走了14万元。柳传志暗暗认定，在中国，你如果不懂市场、不会做生意，企业注定搞不大。
作为年销售额达300多亿元、中国IT产业领军企业的联想集团，其战略思维的“贸易化变局”，曾掀起企业界、理论界长达数年的激辩，其激辩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联想现象”。的确，长期浸淫于计划时代、产品经济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尊重市场的价值是巨大的进步，同时如“联想”一般选择贸易作为自身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策略也算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当“营销为王”甚嚣尘上，“会做生意”被祭为无数企业的唯一利器，玩概念、讲“故事”变成津津乐道的时尚之时，我们的忧虑就不能不油然而生。
无疑，温州人同样是靠会做生意起家的。甚至在浙江这个中国经济的明星省份，除温州之外最为人称道的“义乌奇迹”、“台州奇迹”等也几乎无一不是靠会做生意“卖”出来的。许多温州老板对技术进步索然寡味，理由之一正是“反正货总能迅速脱手，怎么容易赚钱怎么来”。
以机巧为旗，以善变为本，凭所谓的抢抓机遇赢天下，浮躁之气必定会弥漫我们的胸腔。
患上浮躁综合症的显然不仅仅是企业。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中国GDP增幅达9。1％，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总量相当于1。4万亿美元。2004年一季度，中国号经济快车再度提速，GDP增幅上升到了9。8％。但我们恐怕笑不起来。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警告说，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为此消耗原油2。5亿吨、煤炭15亿吨、钢铁2。6亿吨、水泥8。2亿吨，竟分别约为全球消费量的7。4％、30％、25％和50％。这一对比让世界吃惊，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忧虑。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高歌猛进的背后是低层次的投资拉动，而这种投资拉动很大程度上缘于各地行政机构不计成本、不顾回报的投资冲动。
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的状况下，各级政府事实上仍不容挑战地高居引领经济走向的主导地位。这些年，我们已经听说过太多因地方政府执著的GDP偏好而带来的近乎疯狂的形象工程热潮。由于这种热潮的极度普遍，我们只能从制度安排上寻找根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2004年4月一篇题为“中国经济过热，地方政府火上浇油”的述评中展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中国资本开支正在迅速失控。北京越是竭力劝说地方政府不要把钱浪费在又一条多余的高速公路或另一座不必要的城市广场上，地方政府似乎就越是不愿那样做。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节制地浪费资本追求速度，是因为奖励制度扭曲：评判业绩看的是增长率，而不是创造这个增长的过程中使用了多少资本。
从这样的视角考察各地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飞涨，答案将清澈见底。有数据显示，房地产业是中国近10年来发展最快、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GDP的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其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率和所拉动的关联贡献率，2003年是2。5个百分点，2004年预计为3个百分点。即在全国GDP假定平均增长8％这样一个宏观数字内，房地产的贡献率将高达30％。全国如此，在许多沿海城市更是炙手可热。没有哪位官员甘愿舍弃这块巨大的蛋糕，飞涨飞涨，还是飞涨。
当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个年头，脚下已是一地辉煌，中国人自然有足够的理由开始盘点更辉煌的未来。三五年内让英、法、德靠边，15年超过日本，2050年时美国恐怕也不在话下。这一切，想想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东方巨龙已昏睡百年，该是腾飞的时候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急切的心理预期之下，集体意识的浮躁也就不可阻挡地喷薄而出。
温州炒房团的神话与谎言，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浮躁中应运而生。
信息不公正时代
“信息不公正”事实上是“信息不对称”延伸的必然结果。
2001年10月，三位美国教授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正如斯蒂格利茨获奖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用通俗的话概括就是‘一些人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
在近些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一些人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画面。
2004年6月，杭州一家都市媒体曾做过关于楼市信息的专题调查。本次调查的第一个结论是，多数被访者———即现实或潜在的购房者———对各种渠道的信息无所适从。针对“在购房时，会依据什么信息做出判断”的选项，答案极为分散，选择“广告”、“各种展示”、“新闻报道”、“专家介绍”、“听周围人介绍”、“实地考察”的分别占了总数的10。5％、21。1％、21。1％、10。5％、10。5％和26。3％。而针对“选择你最信任的信息渠道”的选项，答案却非常集中，有52。6％的被访者选择了“实地考察”。这一现象凸显了公众对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不信任。在信息化时代，大量社会信息的可能失真和被怀疑，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有一位被访者甚至说，在一次决定是否购房的关键时刻，他深陷于各种声音以致彻底迷糊了。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情况挂到互联网论坛上，热心的网友们纷纷投票，最后以28比19的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他一咬牙买下了那套房子，“简直和一场赌博没什么两样”。
本次调查的第二个结论是，多数被访者对房产信息的透明度不满意。针对“现在已公布的信息是否能让市民了解杭州的房价走势”的选项，有78。9％的被访者选择了否定的回答。而针对“希望哪些渠道的信息通报应该加强”的选项，63。2％的被访者选择了“政府公报”。显然，他们对本应天经地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寄予了最殷切的期望。
与股市中的散户一样，作为楼市现实或潜在的购买者，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处在了信息获取极为不利的尴尬地位。在他们的另一端，是“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政府、房地产商和媒体。然而，正如我们在此前的章节所阐述，由于巨大利益的天然纽带，我们对房产商们的信息诚信已不必抱多少奢望，部分媒体禁不住利益的诱惑也已集体失身。最值得期待的无疑应该是各级政府了。而已经发生的事实显示，短视的功利化的发展理念，致使它们本该坚如磐石的脚跟很难不左右摇摆。还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也迷失于楼市的财富漩涡，由于没有发出足够响亮的独立的声音，而使自己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光芒。
于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业已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是，楼市的走向永远像看不清的迷宫，“拐点”何时出现演变成一场莫衷一是的竞猜游戏，温州炒房团真相至今也仍属雾里看花的世纪悬案。我们两耳充斥的是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地产领袖们喋喋不休的宏论，他们俨然担当起指点中国房地产市场迷津的“权威发言人”。混沌之中，楼市泡沫成为股掌间随心所欲的玩偶。
诚然，任何经济运行都有其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正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使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生活蕴涵了激动人心的丰富多彩。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的人”给出可以按部就班的楼市“路线图”。但是，与改革初期许多充满浓厚“中国特色政治风险”的变革领域不同，“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所面对的包括房地产市场发展在内的诸多新命题，具有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意义上的共性和规律。我们已经不能总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理直气壮的解释。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潜伏的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道德风险”日益凸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所谓“道德风险”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决定冒多少风险，而一旦情况恶化则由他人承受代价”。在扑朔迷离的楼市，为这种“道德风险”承受代价的最广大群体只能是社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的“信息不公正”，欺诈与谎言肆意滋长，他们将不得不吞食财富被相对剥夺的苦果。
学者杨帆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一文中描述了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权力资本瓜分社会财富的三个主要阶段：
———商业资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等领域。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变为被私人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被转移。
———生产资本阶段。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被转移。
———金融资本阶段。1992年后，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产权交易及重新界定到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等，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利益蛋糕究竟有多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财富盛宴中，我们分明再一次目睹了权力资本的暗潮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仅仅是随风飞扬的小小道具罢了。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或阻挡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然而，匆匆前行间所发生的公共准则的闪失与以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改革最危险的情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