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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企变法录
作者：周闻道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闻道，本名周仲明，现供职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门。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汉语写作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文学专著13部，330余万字；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内容简介：┬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本书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本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以及多年调研处理的国企改革真实案例为主线，通过非虚构散文写作重回历史现场和还原历史个性细节，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挣扎、痛苦、揪心的历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国企改革议题，本书在此政策背景下出版，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国企改革，一曲国家经济命运交响乐，写的是经济，说的是时代。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国世平联袂推荐！
书摘正文
第一章你看这匹老马
《三套车》，一个体制的挽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第2节，
第一次听《三套车》，是在1998年深秋。只是，唱歌的不是那赶车的人，而是一位叫叶琳娜的俄罗斯美女。
正是“碧云天，黄叶地”，却不是一个谈收获的季节。
我们眉山地区经贸代表团一行8人，在团长黄峰率领下，考察刚从苏联解体中独立的俄罗斯。任务是明确的，与莫斯科克林斯基区洽谈，建立友好区际关系。我却多了一份心眼，何不乘机了解一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我们步履维艰的国企改革提供些借鉴。
飞机从我国新疆出境，一直向西北而行，越过广袤的黑土地，把静美的山川河流，还有一片片无边的白桦林抛在身后，然后平缓着陆，把我们送上异国他乡，开始了一段好奇之旅。先后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经过沙皇夏宫的流连，荷兰湾的望海，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睹物神伤，瞻仰了莫斯科红场的圣火，感受了列宁墓的苍凉，此刻，我们正漫步于美丽的伏尔加河畔。
时值深秋，莫斯科虽还不是冰雪覆盖，却已有了明显的凉意。干凉的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不留意就吹进了领口袖口，贴着皮肤满身乱钻，一股幽幽的凉，便浸入心里，禁不住打了几个喷嚏。明媚温暖的阳光，把天空装扮得清爽而亮丽，云被高高托起，飘逸或聚集。
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喂，琳娜，你会唱《三套车》吗，那歌唱的就是这伏尔加河畔呀。”琳娜也不推托，骄傲地回答没问题没问题，如果不会唱就不是俄罗斯人了。话音刚落，歌声即起，轻婉，凄美，忧伤。先是俄语，接着是中文，充分展示了她留学北京大学4年的语言优势。
我只顾眼前，只顾陶醉于歌声的优美抑扬里，并没有注意到里边深藏的忧郁和伤感。也许，穿过百年尘烟，这首歌里隐忍的忧伤早已沉淀，或被岁月风干成一种符号，伴随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隐匿于歌声那优美的韵律里，非一般人随意可以捕捉和理解。
理解是在此后，在考察了克林斯基化纤公司之后。
克林斯基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直辖区，与我们北京的区差不多。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像他们。我们旧有的机构建制和企业制度，本来就是一切照搬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模式。
第3节，
1992年，戈尔巴乔夫宣告共产主义的试验在苏联失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改革上推行了激进的“休
克疗法”。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全面推行西方式民主，在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将整个国家体制置之死地而后生。私有化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大私有化，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产业和重要的基础产业，实行股份制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破产，这里的许多方面仍残留昔日痕迹。
改造，一般由国家控股；另一种是小私有化，即对一般竞争性产业和中小企业，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和公司制改造，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抓大放小”。
显然，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属于小私有化范围。ǎ专｛花ǎ楱｛库ǎ� ；http：//www。7mihua。com
冷清，懒散，漫不经心。这是我们来到克林斯基化纤公司的第一印象。
是的，冷清，懒散，漫不经心。没有想象中的热火朝天，那种变革体制，解放生产力后的生气和热火朝天；没有我们在《东方红》史诗中感受到的“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气派”那种豪迈喜悦气氛。不仅在这个刚完成变法的公司，甚至在整个俄罗斯，我们都是这样的感受。只有在海关边检时，准确地说，是在我偷偷塞给美丽的验关官员10美元后，才看见一丝鲜活的生动。我们同行的老李，则因这个小小的疏忽，被生硬地叫到旁边，将行李翻了个底朝天。
改制前的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叫国营克林斯基化工厂，是一家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中型企业，现在则是小私有化的“作品”。按理，是不该如此冷清的。公司主要生产化纤纱和产成品，或者说叫轻工产品。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冷清，在冷战时期，在过去长期的以重工，特别是以军工为宠儿的军备竞赛阶段，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在此刻，在柏林墙早已被推倒，整个东欧国家都在追求温饱的时候，明显不合时宜。改革中，这个企业的5000余名国有职工，每人分得约5000股股份（每股1000旧卢布），以资产换取了职工身份；其余资产，则按市场价格和自愿的原则，卖给了个人。同时，企业还保留了5％的国有股。现在看来，这5％的象征意义，也许大于实际意义；它背后折射的，应当是一种暂时割舍不了的念国情绪。改制后，企业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董事会成员按股份确定，经营管理者由董事会聘任，政府不再任免。
应该说，就当时而言，这样的改革已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现场考察时，该公司刚进行完改制。厂长给我们考察团成员每人送了一份礼品，就是他们生产的长筒丝袜，化纤与棉混纺的，质量一般。导游说，这已是厚礼，当时的俄罗斯，轻工产品奇缺。有点感动。只是不知这是对我们远道之客的热情，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潜规则惯性。在国内下厂，这种事总是常见，名称是产品宣传推广或品评指导。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这里的许多方面，仍残留有昔日痕迹；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职工、产品等，尚未走上市场化正轨；从政府、企业领导到职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生产力解放的激情与希望。相反，他们的脸上布满了一场大动荡之后，前程未卜的疑虑与忧郁。联想到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的国企改革，情绪被现实拉长，我心里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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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又回到伏尔加河畔，叶琳娜的歌声又萦绕于耳际——
你看那可怜的老马
今后苦难在等着他
历史绕了二十年
我国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早在1985年就正式拉开帷幕，其标志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当然，改革的冲动与发轫，还要更早。
不由得想起20多年前的农村包产到户。虽然，那场发轫于安徽农村的改革，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历史绕了一圈，仿佛又绕到跟前。一切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不信，我们可以稍一举步，踏入历史，走进那晚的“黄花会议”。那时可不比现在，虽然“文革”结束了，但“左”的幽灵并没绝迹，人们的观念还停留于从前。三中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可能不让人们感到，改革虽可行，但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坎。我相信有点天意，或许是老天的成全，不忍心再看见一个饱经沧桑、灾难深重的民族再这样继续挨饿。就在此前那个夏天，老天给这里安排了一场罕见的大旱，让庄稼枯死，人心动荡，政府无法收拾。中晚稻绝收，秋种种不下去，来年的饥荒迫在眉睫。
不能坐着等死！于是，有了那晚的密谋。1978年9月15日晚，安徽无为县肥西山南区黄花大队的20余名党员，秘密聚集在一起，召开了那次“离经叛道”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解决之道则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殊不知，这一“借”一“包”，就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不能坐着等死，要度过饥荒！”
这振聋发聩的呐喊，朴实，坚定，摧枯拉朽。只是，此时发出这样呐喊的不是农民，而是国企，来自我们国体政体赖以立身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国家统计局关于国企“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微利）的残酷现实，击碎了改良主义经济学家们一切美好的梦呓。人们越来越明白，要救国企于危难，必须脱胎换骨，彻底变法，从根本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职工身份上解决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是行不通的，比如纠缠了十多年的减税让利、扩大自主权、政企分开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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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人为的禁忌一旦被打破，回归规律，就成了一种难以违逆的大势。再高的围墙，也禁锢不住放飞的思想，再深的四合院，也阻挡不了越洋而来的春风。改革注定了成为整个僵化体制的洪水猛兽和掘墓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从农业渗透到工业和整个城市经济体系。犹如春暖花开，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可不可行的问题。
此时，理论的先行似乎显得更为迫切。就像农村的春播秋收冬藏，需要24节气指引。儿时就经常听父亲念寒露胡豆霜降麦，说的是播种。
虽然，离改革开放中第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1977年开始的那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过去整整10年。但是，坚冰还没有完全打破，航线也还没有完全打通；许多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还被不少人视为改革中不敢逾越的雷区；每一次的突破，都总是磕磕碰碰，而非一帆风顺。比如计划、所有制，比如股份、资本，比如企业中的党组织，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体制的主人，等等。毕竟，几十年了，整整两代人啊，我们天天被灌输的，就是那些主义、经典、原则，那些与老祖宗的本意相差甚远的东西。当一种常识被妖魔化后，可能白开水也会变味。
但是，既然春天来了，禾苗还不发芽吗？
童年在乡下，我曾亲眼目睹一株幼小的巴地草，撑开一冬冻土。当时，我震惊了，真的不可理解。那么孱弱，那么稚嫩，甚至不堪指尖，怎能与强大的冻土层抗衡？现在想通了，那是大道之理。
此刻，正是大道显灵，在中国这片千年冻土上发威的时候。
也许是宿命，也许是必然，革命总是与新生结缘。几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资本主义十恶不赦教育，正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首先发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公开倡扬在中国发展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接着，国家体改委于1984年4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指出，股份制应当成为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小型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