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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１００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１００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4）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４００元，一度达到４８０多元。
在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
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１ ５００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 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 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４００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１９９０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１０５元，而市面上只卖到８０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１０５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４００多元，后来到过４８０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１ ５００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４００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5）
筹备上交所
1989年初，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在北京，王波明、章知方、高西庆等一批人也在筹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他们为筹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四处奔走，到上海也找过我，参观过静安证券业务部，找过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上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1989年3月，该小组拿出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倾向采用会员制筹措1 000万元会员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议按照1990年下半年或1991年初开张营业的目标筹建。
热闹了一阵，大家都以为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时机快成熟了。可是，当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没人能安下心来做事。此后，全国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把股票市场也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一时间，大家心冷了，不敢再提成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怕被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顾传训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题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市长谈到股票市场及证券交易所问题。他说：“这项工作还是要大胆试点，尽管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这两年市财政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个多亿，今年增加137亿。企业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从国家来考虑，再不想点措施，上海如何为国家再多作点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上海金融系统的主要干部和上海部、委、办的领导，刘鸿儒也应邀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那次会议上，根据*市长的建议，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领导工作，下设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随后，在三人小组下面成立了6人组成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成员有王华庆、金大健等。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理事长李祥瑞生前回忆，那天朱市长在会上就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了具体布置。*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李祥瑞老实地回答：“我看还是有点风险的。”朱市长问：“什么风险？”李行长答：“主要是政治风险。”李行长担心，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朱市长又转过头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龚行长坦率地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上海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只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最后，朱市长对他俩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朱市长向李祥瑞透露，在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上，他曾当面向*同志请示，小平同志说：“好哇，你们干嘛。”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6）
据李祥瑞回忆，此后*市长非常关心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三人小组建议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批示：“同意。”三人小组提议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第一季度宣布成立，*则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知情人士称，1989年之后，西方各国对我们一片制裁声，国家的外交、经济都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僵局，表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门不会关，中央指示上海制订浦东开发战略计划。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可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中央政策向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倾斜，使上海一下子沦落到二流城市的地位，上海为此憋了好几年的气。现在中央决定也让上海改革开放了，正合上海的意。为此，上海很快拿出了浦东开放的一揽子战略性计划，上报中央批准。在浦东开发战略计划中，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很重要的一环。
据李祥瑞的回忆：“听说上海要办证券交易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长经叔平赶到上海，想让‘联办’与上海联合办交易所。他去找了*，*同志说：‘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了李祥瑞了。’他就来找我，为了能联合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办’和上海联合举行了大型研讨会。过后他们打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批下来的意见还是要上海自己办。”
当时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王定甫比我年长一辈，老银行，做事谨慎。那几年，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是证券业务的主管部门，不少事都要向他们请示汇报和批准。由此，我们有什么事都要设法绕开王处长，通过金管处几位副处长迂回上去。曾听说，北京“联办”要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王定甫处长于1990年3月19日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欢迎“联办”一起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后来不见下文。
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听说王定甫他们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听说他们去了深圳等地搞调研，拿了不少方案。在那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王定甫处长也谈过他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想：“筹建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机构模式采用会员制，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它具有提供服务与实施监管的双重职能。管理方式上，在采取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自律。上海证券交易所应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以上海为主逐步扩大到全国；二是由小到大逐步实现现代化；三是以国债为主逐步转为国债与企业债、股票并重。”应该说，这个设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就是不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立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提前宣布开业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那年6月，*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正式宣布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
消息传到上海，把三人小组急坏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八字没见一撇，怎么可能年内开业？*在上海当市长时，对干部严厉是出了名的，平常召集上海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每次都有干部挨训，被当场撤职的也有，吓得有的局长开会不敢坐在*目光能够直视的位置。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三人在上海算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但也敬畏*市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7）
１９９０年６月，我们得知，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替代王定甫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负责人。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三人小组在年内开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临阵换将的决定。
有媒体把尉文渊、管金生和我称为上海证券市场“三大猛人”。我算不算“猛人”，不敢自夸，但是就我看来，尉文渊是真的“猛”！我目睹了尉文渊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过程，而我和他真正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和尉文渊（左一）等人在瑞士银行访问
之前，我和尉文渊在金管处见过几回面，他个子高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他从国家审计署调到人行，正处级副处长，上海财大毕业，也算是龚浩成行长的门下弟子。
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不过，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全部上了轨道。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尉文渊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尉文渊把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