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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好用寅吃卯粮的方式维持高生活水平。美国人购买的进口货超过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货。美国的贸易逆差一九八五年为一千六百亿美元。一九八六年为一千七百亿，特别是对日贸易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江河日下，年年逆差有增无减。
美国的国债己不只是自家人欠自家人了。过去是别国欠美国，如今是美国欠别国。外债从根本上说，意味着美国国民财富的减少。
面对衰落中的美国制造业，有人天真地认为，这样一来美国反倒落得干净一些，大家都可以到没有污染的劳务性行业或高技术工业去找工作。殊不知离开了制造业，高技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技术如果不能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岂下成了昂贵的玩具了吗？即使劳务性行业越来越重要，工农业仍是国计民生的基础。
美国的一些劳务性行业，如银行金融业，其利息收入固然可观，而且填补了不少贸易逆差，但是它们的收入来源是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这怎么能令人放心呢？
美国的贸易赤字，用美元比值过高，贸易伙伴玩弄不正当的手法来解释，只能说明一部分原因。事实上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从六十年代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们在讨论时谈到美国企业经理关心的首先是利润，而不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赶超竞争对手的技术，如何使顾客满意。华尔街急功近利的作风，给企业造成压力。如果企业不在短时期赢利，就有被“企业劫掠者”收购的危险。股东分不到股息就不满意，总经理就有丢职之虞。因此即使企业经理人员明明知道生产设备应该更新，他们也不愿作长远性战略投资，哪怕是有远见的经理也受到很大压力，被迫舍本逐未，拚命提高短期利润。在美国，许多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人员不晃一家人，经理人员的奖金数取决于企业的每年营利。这种现象促使后者产生乘在职期间捞一把的心理。要改变这种局面，非一朝一夕之功，如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则有朝一日美国会变成外国公司的加工场。
日本的工业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在不损失效率的条件下，企业间以合作取代竞争。衡量一个日本企业的成功不是短期利润，而是这个企业保持全员就业，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展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实绩。
所谓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条件下，生产出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包括服务），同时保持或提高其公民实际收入的能力。
关于如何恢复美国的竞争力，重振美国工业，目前有两派意见。这两派意见也反映到经理学院里来。例如教我们国际经济学的教授是工业政策派，而教商业政策的教授则是反对派。
主张美国采取工业政策的人士认为，十八世纪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得力于工业革命而所向无敌。可是今天的经济地平线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国政府目前都积极采取措施支持本国公司在国际上竞争，美国本应起而效之，但里根政府一个心眼地相信自由经济的教条。尽管政府是国防工业、医疗工业的大主顾，是衣产品的大买主；尽管政府担保外债，制定税务政策，但是美国没有一个全面的经济战略，盲目地信奉自由经济，只能是误国误民，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这派人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政府的能量大于私人企业。美国企业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国外企业竞争，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结成伙伴关系的时候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反托拉斯法的确打破了少数几个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促进了自由竞争，使美国工业日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此法案在今天已成为阻碍美国企业互相合作，共同与国外大企业竞争的绊脚石。
他们主张美国采取明确的措施支持出口，保护美国市场不受那些执行有效的工业政策的国家任意入侵；美国的政府、企业、劳工、金融界、学术界应通力合作制定美国的工业政策。决定重点发展的目标，扶植新生工业，保护虽已成熟老化但有战略意义的工业；政府要利用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工具鼓励科研。鼓励企业为实现生产现代化而投资，要采取措施避免企业间不必要的竞争，避免搞重复的科研；美国要保持竞争优势只有集中大量的资源，选择最有前途的工业大力发展；技术革新一定要以大量的资本为后盾，制造设备和企业组织结构要紧跟上去，密切配合，技术革新才能真正发挥威力；工业政策应该保护的不是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行业”，而是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弱小工业，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减少他们在新生时期的风险，直到羽毛丰满，能独立竞争；自由贸易不等于任其自流；支持弱小的新兴工业不是抑制竞争，而是促进公平的竞争；政府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改进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应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以确保明天的劳动大军掌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技术；奖学金应用于鼓励学生学习科学、数学和外语；政府还应制定法规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总之，他们主张政府必须集中努力帮助受到外来威胁最大的制造业。
反对派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将受到威胁，他们举出苏联计划经济实绩可怜，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政策收效微小，说明工业政策行不通。他们担心政府的工业政策会受政治权宜之计的左右；有选择地支持某些工业不啻于变相津贴那些没有效率的工业；此外，怎么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合理，也是一个问题。
我想，在美国实现一项全面系统的工业政策，一定困难重重。我发现美国人对政府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这也许是当年不信任英国圣工会的新教徒带到新大陆来的怀疑心理的后遗症吧。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是政府机关效率低，工作人员素质不及私营企业。经理学院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曾在政府机构里工作过，也很少有人毕业后愿去政府部门工作。尽管里根总统威信很高，一般企业对政府仍采取消极态度，与政府关系疏远。
看来美国要对付外来竞争，恐怕先要从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全面合作关系着手。
十二 纽约的夏天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傅玄五月下旬，第一学年下学期的期终考试结束，我们大家立即奔赴夏天的工作岗位。去纽约的同学比别的地方都多，因为纽约地区经济发达，工作机会多。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班机差不多每小时有一班，甚至几班，即使将两地来去机场的时间计算在内，也只需两个多小时。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矗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是新移民的希望的象征。纽约是一个岛城，它的五个行政区为曼哈顿岛、斯泰顿岛、长岛西部的皇后区和布碌仑区，以及纽约州南端的布朗士区。
谈起纽约，我们都知道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百老汇大街有驰名全球的剧院，麦迪逊大街是美国广告业的心脏，公园大街的豪华公寓，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楼，第五街的奢华时髦的商店，下城的华埠和上城的哈莱姆，都集中在曼哈顿。因此，谈到纽约，我们无意中指的是曼哈顿，至于其他几个区，不过是曼哈顿的“卧室”。
大多数公司设在曼哈顿，如果你不住在曼哈顿，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铁。乘地铁别有一番滋味，走进昏暗不明的地铁车站时，得小心别踏到睡在过道里的无家可归者身上。到了车站里面，一股臭味扑鼻而来，铁轨两旁厚厚的污垢和垃圾仿佛有一个世纪没有清除过。纽约的地铁已届百年，积重难返矣，抬起头来迎面墙上涂满了幽默话、下流话、政治口号、广告乃至痴人梦吃。不少列车陈旧破损，里里外外全被涂鸦，甚至车厢内的天花板也不能幸免，其铺天盖地之势，有点叫人透不过气来。大多数乘客毫无表情，这情景他们大概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作案者”多用黑漆喷写，很难擦净。纽约市曾花了几十万美元清除这些污染，但刚一清除，成群的“作案分子”便重新出动，结果清洁运动只好以失败而告终。清晨乘坐这样的列车去上班。无论是精神多么振奋的人，也不由得沉静下来。有人将这些蓄意制造精神污染者誉为“大众艺术家”，不仅是对艺术的不恭，对民众也是一种侮辱。
我在曼哈顿中区的西部租了一间公寓，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总算逃避了乘地铁的活受罪。
聘我担任咨询的是一家化学公司，在中国大陆有一合营企业，经过几年艰巨的谈判，这家公司满以为合同签订后万事便会大吉，却没料到麻烦便开始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存在的问题井非语言上的障碍，而是在基本认识方面的差距与基本经营思想上的分歧。合营公司成立以来的一年多一直在赔本，他不懂，为什么原料非要配给，合营企业自己却不能采购？为什么原料质量不稳定，供应也成问题？为什么国内有需要，向国内用户销售却受到种种限制，而使用的设备却要靠进口？为什么部分企业人员素质低，但合营企业不能自由聘用和辞退雇员？为什么合营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工人得上交一部分，而影响其劳动积极性？为什么来美培训人员中夹有与业务无关的政治干部？为什么中国决策机构互相踢皮球而不是精诚团结，互相配合？
这一切都使他困惑不解。
首先，我到公司的各个部门蹲点，熟悉这家公司的通盘情况。我去了处① 傅玄（217─278），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博学而善属文，精通音律，于诗擅长乐府。
理资料数据的电脑部、会计部、原料采购部、仓库管理部、市场营销部、生产车间、实验室、质量控制部等处。每一处都受到友好接待，彼此密切配合。
我还有机会接触了这家公司的供应商、用户和审计员。我的专业不是化学，即使经过蹲点，我也不可能有像他们干这一行的那样广泛的知识和经验。每一家企业都有专职的经理人员，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为咨询服务创造了机会。咨询的作用是填补企业力不能及的空白，所以咨询服务作用最大的地方是帮助企业解决他们不熟悉、不常见但又攸关大局的问题。由于咨询是局外人，观察问题不受当事者陈见的束缚，故能较全面较客观地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搜集资料，研究信息，确定问题，构思建议，固然不易，但实施更属困难。如果客户不知道如何实施你的建议，咨询无异于失败，咨询人员有责任帮助客户实施所提出的方案。
公司的董事长住在长岛，每天早晨，他的专用水上飞机将他送到曼哈顿东河的水面机场，私人司机驾驶的专车再送他来公司，有时这架飞机还要赶回长岛接他的妻子到第五街购物。他的儿子不在科室工作，却在车间当工人，常常搞得浑身油污，为人随和，没有老板儿子的架子。
公司大多数科室人员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而是将一层楼面用吸音板隔成许多间互相敞通的办公室，据说是便于大家交流。
公司附近的意大利饭店和湖南饭店，是我和美国同事每星期光顾几次的处所。纽约有不少湖南饭店，美国人的口味可能越吃越重了。
一九八四年夏，适逢奥运会在洛杉矾举行，我一向很少看美国电视，但这次美国广播公司每晚播放的比赛专题则成为必观的节目。当中国女排以三比零击败美国时，凡中国人，不论来自何方，无不拍手称快；当李宁超群绝伦的体操表演因美国裁判不公只获得铜牌时，真令人愤愤。裁判代表一个国家，谅其泱泱大国、国风何在？当赤脚小姑娘佐拉·芭德赛跑时，只因她出身南非而遭到起哄，试问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彼何罪之有？这次奥运会中国得到十五块金牌，在纽约见到我的同学都向我祝贺，凡中国人都希望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先兆。
我的住地离百老汇大街很近，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不过二十分钟步行。
瑰丽壮观的林肯中心正中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左边为纽约州芭蕾歌剧院，右侧是纽约交响乐团的艾维利·菲歇尔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