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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年的文化交流项目将要在艾波卡特中心展开。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艾波卡特”这个名字。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刚刚开放不久。它向我们呈现着关于人类文明与未来生活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图景。
艾波卡特中心的建立与迪斯尼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早年的一个梦想有关。那时候，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因为人口过度拥挤、公交系统落后、教育资源缺乏等一系列问题，而面临着危机。沃尔特·迪斯尼由此萌发了建造一座自己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愿望。Epcot（艾波卡特）一词是由英文Experimental Prototype munity of Tomorrow几个词的头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的，意思是“明日社区的试验性样板”。迪斯尼希望建造一座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向人们展示，如何用美国人最优秀的企业创新精神打造未来的完美社区。他曾阅读过许多有关公共卫生设施和城市规划的书籍，为构思这个计划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1982年，迪斯尼去世将近二十年后，在佛罗里达中部一片面积相当于两个纽约曼哈顿大小的土地上，他的梦想部分得到实现。
迪斯尼原本打算建造一座拥有两万居民的真实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设计者想法的变化，最终建成的艾波卡特中心是一座用来展示各国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巨大的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包括“未来世界”和“世界橱窗”两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包括许多不同主题或不同国家的展馆。“世界橱窗”那时已经建成的部分包括中国馆、美国馆和其他八个国家的展馆，参加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各国学生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在这里生活、工作。
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自幼生长在对商业文化和企业创新精神缺乏重视的传统环境中，如今猛然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是完全由一个人的梦想建造起来的巨大商业王国。这个王国集娱乐、文化和社会功能于一身，是一个和我们过去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世界。除了迪斯尼公司的培训外，我们还参加了来自埃克森、雀巢、卡夫、亨氏等大公司的高管们为我们开设的商务课程。我们逐渐被吸引到一个属于米老鼠和动画片的奇幻世界之中。作为在艾波卡特中心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开车。在佛罗里达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我还有机会与何小叶进一步相识。我们的爱情是从一次唱歌开始的。
到美国后不久，我就从迪斯尼一份周报的分类广告上看到有把旧吉他出售，卖主是位法国女学生。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我最终以25美元把它买下了。当晚，中国学生在驻地游泳池边举行聚会时，我告诉大伙，我买到了吉他。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3）
聚会结束后，小叶问我想不想到她们宿舍去唱歌。那天晚上，我为她唱了许多首歌，从英美民歌、俄罗斯老歌、台湾校园歌曲到邓丽君，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小叶很喜欢听，我也很喜欢唱。我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就这样，我们从相识到成为好朋友，直至彼此相爱。我们之间不仅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且对不少事情都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从不需要掩饰什么，也不用强作笑脸来取悦对方。我们从来没有在对方面前失去自我，一切都顺其自然。我们成了最幸运的一对儿！
佛罗里达半岛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南端，不仅拥有许多非常美丽的海滩，而且还保留着一些奇特的南方风情。当地几乎集中了所有代表美国特征的元素。除了迪斯尼世界以外，这里还有位于戴通纳海滩的国际车赛、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在佛州各地的春季训练场、位于卡纳维拉尔角的航天飞机发射基地，等等。一些自豪的当地人时常问我，为什么我的英语会带有加州口音。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一个能够想到的解释是：这也许跟我喜欢看美国电视里的日间肥皂剧有关吧。这类节目确实很吸引人。后来播放的一部名为《勇士与美人》的肥皂剧，我曾经连续看过十五年。剧中人物瑞吉·福雷斯特当初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史蒂芬妮·福雷斯特和萨莉·史派特拉最早曾是一对冤家。到澳洲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把这个节目录下来，等周末有空，再连气儿把它们看完。这部剧让我窥见到一个高端时尚的世界，让我看到，在一个成功的商业王朝里，那些富有的家族成员到底如何生活。我身上的企业家细胞那时一定在问：“假如我也能创造这样一个商业王朝，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一类肥皂剧有许多是在加州洛杉矶一带拍摄的，说不定我的加州口音就是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不自觉地沾染上的。
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还不能全部听懂电视和电影里的对白。来美国一年以后，我就完全可以听懂了。我常听人说，要判断自己的语言能力如何，有一个办法就是，听听赛马解说。因为解说员语速会很快，语气也会很激动。我还看过不少美国情景喜剧。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是主演过《三人行》的约翰·瑞特。总之，我喜欢上了美国和它具有活力的文化。美国的生活方式向人们展现的如此丰富多样的可能性，让我感到不小的鼓舞。
在美国期间，我和小叶平生第一次买了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汽车。这是辆1974年的福特平托旅行车，买它共花了480美元。这辆车平时开起来问题倒不大，只是遇到佛罗里达早晨空气潮湿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发动。另外，它驾驶室的门很难关紧。我们多数时候是从另一侧的门进去，再爬到司机座位上。车身浅蓝，上面还有几处凹痕。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乎这些。我们当时只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车。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拥有私人财产的感觉。去美国以前，除了书和自行车这类东西，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这一回却是汽车，还着实是自己的。
我们双双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周末，开车去了一趟迈阿密。现在想起来，这么做确实危险，可当时没想那么多。那一次玩得非常开心。迈阿密海滩的风光让我完全陶醉了。后来，向一个操西班牙语口音的人问路，却被要求支付二十五美分时，我还真吓了一跳。那个时期，经常有整船的古巴人偷渡到美国，里根政府不堪其扰。在迈阿密街头，你会遇到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有些人看上去似乎怀有敌意。当我问一位超市女店员会不会讲英语时，引来她一阵大笑：“当然会讲啦，这是在美国呀！”另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走进一家当地中餐馆，一个中国人的影子也见不到。后来才知道，这家餐馆是古巴人开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4）
刚到佛罗里达，我比较腼腆，不大有勇气主动结识陌生人。我经常接触的是我的意大利室友希尔维欧和几位来自中国的同学。由于我的兴趣比较广泛，这一年里，通过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让人们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参加过迪斯尼组织的乒乓球比赛，最后获得了亚军，冠军曾是古巴国家队队员。我还以吉他演唱英语歌曲获得迪斯尼国际学生才艺表演赛第二名。在那一次活动中，我还和小叶一起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探戈舞。在毕业典礼上，小叶和我分别被评选为本年度学生中的“才艺小姐”和“才艺先生”。
我们的交流项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是组织所有学员到华盛顿和纽约进行一次游览。那段时间，国际上发生过几起大的空难，失事飞机包括泛美航空公司和英航、日航的三架班机。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空难发生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乘坐飞机感到非常惶恐，许多游客甚至取消了航班。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一行人里没有一个敢说话。看到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山姆·唐纳森也在同一架飞机上，我感到很欣慰。当我们在华盛顿安全着陆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项目结束的时候，不少美国大学都向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希望我们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留下来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不希望做不利于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事。毕竟，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国际项目。我们希望回国以后，能用这一年里学到的一切报效国家和社会。我和小叶1985年9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这时候的我们，同一年前在这里登上飞机，准备去美国的那两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相比，在生活经历和眼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看到我回国，非常高兴。我用在美国一年从每周生活费里省下的钱给他们买了当时流行的“四大件”，包括彩电、组合音响、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进口产品对当时许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为了奖赏一下自己，我还买了一个索尼随身听。此后的一年里，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北大校园或者到小叶的学院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一边骑车，一边戴着它。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在学校时的常轨。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以外，我仍旧像以前那样，喜欢抱着把吉他自弹自唱，喜欢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1985年圣诞节前夕，我和我的朋友陈学毅及高我们一届的英语系女生谭虹、徐淳一起，获得了第一届首都高校英语歌曲比赛集体组一等奖。个人组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歌星的刘欢。他当时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那时候，他的声音和演唱风格已经十分出色。记得我们演唱结束，回到后台的时候，他曾走过来向我们祝贺。其他获奖者中还包括后来创办麦田音乐公司的清华大学学生宋轲。
1986年3月，我差点儿被选去扮演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面溥仪的角色。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摄制组一位导演打电话找我。他说，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我，觉得我很像溥仪，想约我去试镜。那时，我正梦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对演戏并无兴趣，就没有去。
那年夏天，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工作。文化部的职责之一是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选派文化参赞和领事。我所在的部门负责选送中国艺术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选送了一位中国流行歌手韦唯出国，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一个国际流行音乐比赛。当时，郭峰刚写出《让我再看你一眼》。在文化部办公室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还和郭峰、韦唯开玩笑说：“如果周华真干了唱歌这行，可就会把你们都灭了。”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其中有杂技演员、音乐演奏家、画家、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也曾经到英国、日本等国出差，包括带领中国选手去英国参加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因为我对小提琴十分钟爱，这类比赛让我尤其感到兴奋。一些我们选送的参赛者，像薛伟、吕思清等人，后来获得了国际奖项，如今经常在世界各地最顶级的音乐厅演奏。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5）
英国社会，尤其是外交圈和高雅艺术圈内的人，在礼仪方面往往颇为挑剔。去英国以前，我唯恐自己在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给人一种土气或者缺乏教养的感觉。而在美国，后来我也发现，在澳洲尤其如此——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穿一身运动便装和一双便鞋，没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而在面对古板的英国贵族的时候，我不愿意有半点儿含糊。于是，我们说话时会尽量使用大学里学过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标准英式英语，正式场合会穿上最合体的西装。我把这些看做是树立中国新形象和展示中国新面貌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我都感到非常骄傲。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不久，我便发现，和学生时代相比，如今在机关工作，难免会遇到机关政治的因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以后，觉得需要接近领导，才能获得事业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当时我很理想主义，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唯一能把握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