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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仅在中国古代就能找出很多来，例如，为了忠于商朝而不吃周粟的叔齐，他的行为，同管仲或者魏徵相比较，似乎很不值得，因为如果归顺周朝，他不仅仅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还落个弃暗投明的美誉，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选择的目标与魏徵等不同。他所看重的，从个体角度讲，是一种骨气；从总体角度讲，是一种气节。
2002年11月8日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1）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茅于轼、汪丁丁等先生商榷
如果我们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错的，经济学必须重建！因为，递减规律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少了这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倒塌。可以将递减规律修正为：如果是周期性或连续性发生的个体商品或劳务消费，不论这种消费品是生活必需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包括烟酒、鸦片等“上瘾品”），消费者得自其中的边际效用必定递减。
什么叫边际效用？就是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品，带来消费者的效用的增加量。比如说，在你口渴的时候，你愿意花2元钱买一杯矿泉水，这说明你对这杯水做出了值2元钱的主观评价（可看做它可以给你带来2元钱的效用）。当你喝下这杯水之后，口不那么渴了，于是现在你只愿意以1元钱买第二杯水，即它只给你带来1元钱的效用，这1元钱的效用，就是第二杯水的边际效用。第二杯水下肚，你已经不口渴了，也不愿花钱买水了，除非第三杯水白送给你喝。于是第三杯水给你的效用是0，即第三杯水的边际效用是0。第三杯水下肚，你的肚子已经胀了，如果还要你喝第四杯，你不但不觉得爽，反而觉得难受，这第四杯水给你带来的就是负效用，它的边际效用是负的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一种商品的消费量越多，那么，这种商品对于他的边际效用是逐渐减少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下简称“递减律”）。
“上瘾品”是否也遵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茅于轼先生在题为《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的文章中称：“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但他同时表示：“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然而，“公理”是没有例外的，就如茅先生自己所说，“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茅先生的观点自相矛盾。汪丁丁先生在题为《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的文章中分析认为，可以“上瘾”的消费品，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如吸毒和酗酒。他把这些情况处理在“不正常消费品”之列。
将吸毒等作为“例外”，这是国内外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类似的“例外”。如A先生喜欢收藏字画，对他而言，搜罗的字画多多益善；同理，B先生喜欢集邮，C先生喜欢游泳，D先生喜欢打麻将……这些人的消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嗜好某物品或消费如命，按照茅、汪等先生的逻辑，这些情形都应该是边际效用递增的。但是，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我们就不得不推论如下：要么是这些学者（包括茅、汪等先生）的观点错了，要么是递减律错了。
如果我们认为递减律是错的，这将出现严重的后果：经济学必须重建！因为，递减律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少了这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倒塌。因为没有它，就不能推导出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描述市场经济发生作用的机制，就无法构筑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但是，我觉得可以得出这个判断——经济学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与完善，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已经趋于完美了，它不可能错，它赖以建立的基石也不大可能错。当然，我的这个论断有些武断。
看来，茅、汪等学者的推导可能存在缺陷。缺陷在哪里？我在这里先给出我认为正确的答案：他们的推导缺陷在于对递减律无界限的应用，或者说是对该定律的边界或内涵实行了没有界定的应用。
翻阅了大量的海外经济学著作，我发现那些学者关于递减律的讨论，都是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论证法进行推演的（茅先生认为该规律无法证明，显然是不严密的）。他们认为该规律需要考虑前提条件（茅先生将它作为公理，也是不严密的）。如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在这一规律之中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应当加以说明。就是我们假定，不容许这期间有时间使消费者自己在性格和爱好上发生任何变化。”这其实是假定人的偏好不变。
马歇尔的限定，尽管解决了前面所提到的“例外”可能带来的导致递减律破产，进而解决了可能使整个经济学大厦倒塌的恶果，但是，它使得递减律不切合实际，很武断，有些玩弄逻辑游戏的味道。因为，人的偏好必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是事实。作为一条“规律”，如果同诸多的“事实”相违背，无法真正解释现象，则该规律必定是伪规律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到底如何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做出前提限定？这可以从我们的消费品分析得出结论。
尽管消费品包罗万象，但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生活必需品，如柴、米、油、盐等；非生活必需品，即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之后出现的，如各种装饰品或炫耀性商品等。
——生活必需品。经验表明，就餐时，如果满桌子都是某一种菜，我们会感到厌烦。所以，比较理想的是，菜肴必须是荤素搭配。前者符合递减律，“理想状态”不符合递减律。为什么？前者是个体，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后者是总体，即几种菜的效用的加总，所以消费的品种增加时，加总的或者消费者所得到的效用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存在总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的区分。所以，在需求的任何一个周期中，同类和等量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的每一次追加，必然被估算得比前一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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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2）
但就个体物品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吃烧饼为例，如果烧饼的材质发生了变化，那么其边际效用未必递减了。如果将人的一生纳入该规律的视野，那么，对于人的一生而言，从出生到死亡，第一口烧饼的效用最大，以后递减，直到死亡前的最后一口烧饼，效用最小。如果在人生中途，出现饥饿状况，而且到了饥饿的极限，如果有烧饼提供就能存活，没有烧饼必定死亡，这时，只为其提供了一口烧饼，人照样死了，这最后的一口烧饼的效用，到底是最大还是最小？所以，要使递减律得以成立，还必须进行限定：时间一定，产品同质。
——非生活必需品。人类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一般表现为多样性和广延性。所谓多样性，是指人们对该类产品的需求，自始就是富于变化的，一种需求会引致出另一种需求；所谓广延性，指的是它们往往包含着广阔的目标，其范围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扩大。看来，这种需求似乎是无限的，而且其边际效用可能不是递减的（中外学者提出的“例外”多属于这类产品）。比如说，一位先生嗜画如命，一见到好画（名画）便不惜花费极高的代价（或者说是一切代价）得到它。而现实中，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的嗜好成了一种怪癖，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行为，似乎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他每得到一幅画，都不会减弱他的强烈的愿望，相反，刺激了他的新的欲望。这种现象是否推翻了递减律？如果毫无变化地重复同样的行为（完全相同，既无扩展，也无变化），则其结果也是必然走向厌烦或厌恶。因为，这里同样存在总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的区分：具体到某幅画，比如说唐寅的仕女图，如果同样的一幅，则任何一个字画收藏家都会异常兴奋。但如果某收藏家再拥有同样的一幅画，则兴奋的感觉将削弱，如此增加，直到N幅（N取值在3到无穷大），则对他来讲，唐寅的这幅画可能连废纸都不如了。我想，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收藏家手头有两幅同样的名画，会毁掉其中的一幅。
收藏家之所以欲望无穷，是因为他已经获得的画或者还没有获得的画，是不同的，各幅画给他带来的效用加总，就是他的总效用，而“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使拿汪丁丁先生所列举的酒的例子，同样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在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啤酒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喝第二杯，感觉也不错；喝第三杯、第四杯甚至更多杯，感觉会怎样？如果第二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第一杯一样的话，我们说边际效用恒定。但是，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Ｎ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上一杯相比如何呢？满足度或者效用，还跟上一杯一样吗？显然，良好感觉会逐步降低，若觉得不胜酒力了，说明边际效用达到了零；如果再喝，则会醉酒、呕吐，那么，边际效用就是负的了。
同理，毒品的消费也遵循这个规律。如果在某一时间，吸毒带来的效用，抽第一口必定快感强烈，抽第二口的感觉次之，依次类推到抽第N口时，则达到均衡点，无感觉了，再增加则吸毒者必定产生难受或其他不良感觉，也就是说，吸毒带来的效用成了负的了。当然，吸毒这个事例的推导，是我凭空想象的。毕竟，我没有吸过毒。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修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如果是周期性或连续性发生的个体商品或劳务消费，不论这种消费品是否为生活必需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包括烟酒、毒品等“上瘾品”），消费者得自其中的边际效用必定递减。
2002年9月20日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1）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兼与科斯、茅于轼等先生商榷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一些学者认为：“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的长度。”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制度决定论”，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现象就无法获得科学的解释。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卢周来：《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则）》，载《书屋》，2002年第4期）。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着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总会使自己的活动半径尽可能地增大，但是，它的活动半径决定于绳子的长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于是，科斯及其追随者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设置，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绳子”。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一些学者甚至对这个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拓展。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在题为《中国改革的制度观》的文章中称：“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段话可以看做“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的翻版。
不可否认，多数人是在一定制度下选择行为的。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类的行为截然不同，比如腐败现象在很多国家很严重，但在新加坡较少，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素质高，而是因为其有一套完善的游戏规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