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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30日
经济学为谁服务？
经济学为谁服务？——对黄卫平、李其庆等先生观点的质疑
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刀还是那把刀。具有阶级性的，其实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它只不过是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
2001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先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 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经济学在现实中有着不同的种类，存在的目的和解决问题的目标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三性’的统一。一是它的阶级性，二是它的科学性，三是它的实践性。”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其庆先生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质的认识应当注意三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阶级性。他说，“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做的调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服务的。”（载《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
当前，不仅黄卫平、李其庆先生，吴易风、胡代光等很多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为某个阶层（或阶级）服务的，没有普遍适应性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具有阶级性这个观点，似乎滥觞于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当然，你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但我觉得她更有代表性）。她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为一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在《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50页，1997）一书中，她说：“重商主义学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保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财富所有主，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息获取他们的收入）的战士。”
国内的很多学者将罗宾逊的观点奉为圭臬。实际上，从罗宾逊到这些学者，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作为一门基本知识，并没有什么阶级色彩，就如同被张五常、波斯纳等视为经济学最基本原理或最基本原理之一的需求定律，说的是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将下降（当然，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这里不妨举例说明——猪肉价格上涨了，于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减少了对猪肉的购买量，需求定律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这个定律，你能看出他的阶级性吗？显然不能。在我看来，经济学就是工具，解决人类选择难题的工具（分析方法）。但是，使用工具的人不同，它的作用不一样，阶级性在这个时候也许就体现出来了。不妨作个类比：一把刀，在农民手中，它就是砍柴刀；在屠夫手中，它就是宰牛刀；在土匪手中，它就是杀人的刀。刀还是那把刀。
具有阶级性的，其实是“经济学家”。社会是由各个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过程，每个人都会因为出身或成长的环境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比如，出身农村的人，大多对农民的感情深厚，连“半丝半缕”都会觉得“来之不易”，他们深知农民的疾苦。如果发表观点，他们可能较多地为农民说话。而在政府大院成长的人，多数对农村没什么印象，而是对自己成长环境感情深厚，所以，发表观点的时候，有可能较少考虑农民利益（当然，出身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但是，无论为哪个阶层的人说话，即使是为农民鼓与呼，也是为利益集团说话！比如说，大米价格上涨了，站在城市消费者角度的经济学家可能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买同样的大米付出的代价更高；站在农民角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大米应该涨价，因为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看来，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常不一致，最主要的恐怕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阶层或阶级）不同。所以，“经济学家”具有阶级性，而超越阶级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做纯粹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就是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经济学家”。对于大部分学者而言，都或多或少地代表某个利益集团。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家的立场还可能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可能根据利益集团的优劣势的程度而采取不同的立场。例如，当农民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偏向农民；当消费者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偏向消费者。在很多时候，这个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20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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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讳言“自私”
何必讳言“自私”——与韩强先生商榷
宣扬“众生平等”的佛祖如来还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2003年1月17日，人民网发表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强先生的文章——《从张五常拥抱夏业良谈起》（这是《反思张五常现象》的第1篇，共10篇）。在这篇文章中，韩先生说：“我不同意张五常说的‘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因为‘自私’只是人性的一面，人还有另一面——‘公利’，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从辩证法的意义来说，没有自私就没有公利，没有公利就没有自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有生存欲望，但是生存欲望不等于自私。自私与公利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因为二者属于社会范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公利的影响更深入人心。为什么说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如果安然清楚地意识到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可能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韩强先生提到的“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并不是张五常先生“发明”的观点，这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约定俗成的。几百年以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现代的经济学教材，都有类似的论述。
韩强先生提到的“自私”与“公利”的关系问题，恐怕是他对现代经济学的一种误解。在经济学中，关于“自私”的现代表述是：人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最优化效用或收益的。也就是说，“自私”并不等于目光短浅，只关心物质报酬，浑身弥漫着铜臭味；“自私”不意味着人类是一架计算器，只对金钱的刺激做出反应。只要是出自我们内心考虑的，都是“私利”（也有将“自私”代之以“自利”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题为《自由选择》的书中所说的：“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说，我们给乞丐的施舍，也是出自“利己”的考虑，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心灵上的快感。这也是一种交易，乞丐出售的是自己的尊严，获得的是货币或怜悯；施舍者付出的是货币或怜悯，获得的是心理上的快乐。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关于“人性”的争论，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韩教授的言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汉的班彪对此进行过激烈抨击，他批评司马迁“序货殖，轻仁义，而羞贫贱。”宋朝的王若虚更进一步斥责，说“迁之罪不容诛矣。”明代的董份、清朝的林伯桐等也纷纷表示谴责。自清朝的郭松焘以后，赞同司马迁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1卷专门开辟一节讨论司马迁提到的这个问题，并引经据典，包括引述各国的说法进行论证，有力地批驳了“利他”的观点。
为什么人必须是“自私”的呢？君子国的故事可以作为反证的经典例子。《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详细的描述是在《镜花缘》里：买东西的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东西的人说，“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而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君子国中的人们，显然是利他的，但是，这种交易模型趋于发散，难以形成均衡的趋势，反倒不如利己分子较易达成妥协。如果把“舍己为人”的游戏规则推到极致，从理论上说，恐怕还必须引入一个“寄生虫”阶层，否则经济运行将处于困顿之中。可是，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君子国了。
如果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更容易得出人本自利的结论来。以批评“人性自私”的韩强教授为例（当然，这里只是举例，并没有不尊重韩强教授之意），去水果店买苹果的时候，是否专拣烂的或者最差的买？反之，韩强教授给慈善机构捐款或给乞丐施舍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经历，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是否心中涌现出一丝欢快？韩强教授在招收博士生的时候，是否选择成绩好、思维能力强的，一言以蔽之，选择比较优秀的学生？而不选取那些成绩很差而又没有进取心的学生？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但是，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仅仅是韩强教授，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自私”的角度考虑并取舍的。
天下没有人买水果时专挑烂的买！连神仙也不例外。宣扬“众生平等”的佛祖如来甚至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2003年1月18日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1）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与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商榷
可口可乐公司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对民族饮料工业有没有负面影响？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恐怕没有考虑国外饮料业的引进对本国饮料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也没有考虑投资乘数理论应用的约束条件。
向外资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一项被称为“填补这项理论空白”的研究课题——“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商学院合作完成，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是林毅夫教授、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杨大勇硕士。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影响乘数约为，即可口可乐罐装系统每购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元的最终需求，从而增加中国经济的总产值。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间接创造了220亿元左右的产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左右的产值。同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的上游和下游经济活动大约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
可口可乐公司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对民族饮料工业究竟有无负面影响？林毅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取决于你怎么看，如果仅仅从可口可乐打进中国市场方面来看，确实有一定影响，但问题在于，可口可乐如果不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民族饮料工业是否就能发展壮大呢？事实上，如果没有可口可乐，我们的一些品牌可能至今还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面孔，从内容到外包装都没有改进。而且，从市场规模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可口可乐，中国的饮料市场“大饼”才在竞争中不断做大。林毅夫先生承认，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之初，确实有一些国产品牌消失了。但他表示，这些饮料厂雇佣的人员大部分仍在饮料行业工作，更重要的是，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产品，还有它的管理营销经验。林毅夫先生的结论是：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不能说短期内没有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其正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杜兰（Edwin ）提出的一个原理（后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