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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样会带来房子价格的上升。从这个意义上看，房子价格和土地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绝对不能如刘洪玉先生那样说——房地产价格与土地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
2003年11月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1）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与赵晓先生商榷“路径依赖”问题
如果现实世界如“路径依赖”理论所坚信的那样，我们可能仍处在原始社会，依赖采摘野果、狩猎和捕鱼等为生，穿着树叶或野兽皮毛。但是，我们竟然绕开了“路径依赖”陷阱！
在当前经济学界，“路径依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它说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赵晓先生为了宣传这个“真理”，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广为流传（很多报刊转载了）、引人入胜的例证：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个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援用马车的轮宽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一定的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定的。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他们的军队所铺的，所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作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故事到了这里还没有完结。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是要用火车从工厂运送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是比火车轨道宽了一点，而火车轨的宽度是由马屁股的宽度所设定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路径依赖”导致了通过铁路运输的，象征着现代文明精华的美国航天飞机的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所决定的。
上述“例证”，读起来令人兴趣盎然，并促使诸多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甚至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依据，行文著书。但是，如果你对铁路和航天常识稍稍了解，会发现，赵先生的上述这种说法纯属于子虚乌有！
我查到的资料表明，1815年，世界首辆实用的蒸汽机车头由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来，当时，铁轨的宽度为米，折算为英尺；后来，乔治·斯蒂芬森把铁轨的宽度增加为米，即英尺，成为“标准轨宽”。而这个标准轨宽并不等于赵先生所说的“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至于航天飞机，据了解，目前只有美国和前苏联研制出来了。其中，美国有4架现役航天飞机，它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现”号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和“奋进”号航天飞机。前苏联（俄罗斯）的“暴风雪”号于1988年首飞后一直被闲置。“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长米，机身直径米，翼展24米，火箭助推器的宽度大约3米以上；美国研制的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总长米，固体火箭助推器直径米，高45米，每枚能产生1200吨推力，发射升空2分钟后与轨道器脱离，回收后能重复使用20次。米宽的火箭助推器，会和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相等吗？答案是否定的。
抛开这个虚构的“故事”，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路径依赖”的作用，或者说坚持“制度决定论”，那么，现实世界的大量事实就无法获得解释。制度（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我也一直强调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制度只不过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函数中的主要变量之一，但不是主要变量的全部。例如，最近美国众多大公司不断曝出财务造假丑闻，就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但是众多大公司和相关机构还是勾结起来造假。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美国公司财务造假情节如此恶劣，根源就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它导致企业获利缩水，人力资本大失血，资金循环和扩张要求又被新经济产业所割断，巨额资金被无效损耗，企业新的业务投资随之萎缩，于是，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造假就成了企业的必然选择（我发表于2002年8月10日《羊城晚报》的《谁制造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一文有详细分析）。
事实上，制度不过在规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而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剩下的经济活动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领域，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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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2）
如果现实世界像本文开头“例证”所坚信的那样，或者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绝对化的“路径依赖”理论充分发挥作用，马车不可能进化到火车，也不会出现什么飞机之类的新工具，我们肯定还在使用马车！我们可能仍处在原始社会，依赖采摘野果、狩猎和捕鱼等为生，穿着树叶或野兽皮毛。但出人意外的是，我们竟然有了火车和飞机，并从原始社会进化到自然经济社会，然后进步到产业经济社会，到现在又向“新经济”社会迈进（也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跨入了“新经济社会”的门槛）。我们竟然绕开了“路径依赖”陷阱！
2002年12月13日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1）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与乔新生等先生商榷“破窗理论”
有学者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破窗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朋友们转来一些“经济学”时髦杂文和散文，征求我的看法。我浏览了一下，发现一篇标题怪吓人的文章——《经济学家，我要打破你的“窗子”》。读完才发现该文讨论的是“破窗理论”。我查了有关资料发现，对“破窗理论”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薛兆丰等人。虽然没有否定“破窗理论”，但对该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教授。
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破窗理论”并不像薛兆丰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破窗理论”来自巴师夏
1714年，曼德维尔写了部题为《蜜蜂的寓言》的书，认为“纯粹的美德不能为国家带来繁荣。”为了回应曼德维尔那富有感染力的、聪明的寓言，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写了一篇题为《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文章，也设想了一个事例，就是小痞子砸坏理发师玻璃窗，该行为的结果是，为玻璃商带来了生意，而玻璃商从理发师那里赚到的钱，又可以用来从其他商人那里购买其他商品。于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循环中，破窗行为提供了金钱和就业机会。这个思想，后来被总结为“破窗理论”。
乔新生先生说，“破窗理论源于一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一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譬喻”。这个判断显然是错的。黑兹利特曾在1979年对巴师夏的这个事例进行过引用，而“引用”与“提出”是不同的概念。
没有新意的反驳
巴师夏对这个破窗的例子是从反面的角度使用的，但中国一些学者以为巴师夏坚持这个观点。在那篇文章中，巴师夏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提出了被后来的学者所称道的“破窗理论”后，接着分析：理发店不得不支付意外的费用，即安装新的玻璃，他将损失一些钱。也许，他本打算买套衣服，但现在他的计划泡汤了——衣服没有被生产出来。看来，玻璃商得到的商机只不过是制衣商损失的商机。从社会的角度讲，社会有了一扇新窗户，但它损失了旧窗户和一套新衣服。在净余额中，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可见，薛兆丰对曼德维尔等人发表的评论，并没有新意，巴师夏早已分析过了。
被误读的曼德维尔
巴师夏对曼德维尔的反驳站不住脚。由《蜜蜂的寓言》可知，曼德维尔长期观察蜜蜂活动后发现，虽然蜂巢每一部分都有缺点，每只蜜蜂都为了贪婪和色欲等而忙碌，但总体而言，蜂群充满活力，保持富裕；直到经历了奇迹的改革以后，蜂巢虽然充满了美德，但是却带来了蜂群数量的减少，带来了贫穷。曼德维尔试图通过这本书说明，私人恶行能成为社会繁荣的动力。曼德维尔实际上成为经济学上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学》（New Studies of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一书，开辟专门章节评论曼德维尔的思想，并充分肯定了曼德维尔对经济学的贡献。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粮食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从本质上讲，与曼德维尔的思想异曲同工。香港学者林行止在《医生与经济学家》一文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是受了曼德维尔的影响！
“破窗理论”的现代内涵
薛兆丰等人引用或者批评“破窗理论”时，基本上是停留在古典阶段或者说是巴师夏的那个年代，而且，也没有明白巴师夏本人对“破窗理论”的误解，尽管这个理论是巴师夏提出来的（当然，他并没有命名“破窗理论”）。
至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关于“破窗理论”的内涵也已经被拓宽了，它泛指破坏活动（包括战争、地震等）和公用品（Public Goods）的支出会使经济受益（参见《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1）。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将储蓄用于“在地上挖坑”，不仅能增加就业，而且会增加以有用的商品和劳务来表现的实际国民福利（当然，凯恩斯的理论也不是新思想，斯图亚特在176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就提出，政府支出，即使花费在“军需品”上，也能促进就业，但他更愿意和平建设。他说，“耗费巨大的公共工程是给穷人挣饭吃和发展工业的一种手段，这不会损害朴素的生产方式”）。在1995年日本大阪遭遇毁灭性地震后，撰文称：一些专家认为，地震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正在奋力摆脱长期萧条的经济带来繁荣（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1月18日）。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乔新生所认为的“破窗理论”，“是为了说明孩童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彻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对“破窗理论”的误解。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2）
“破窗”与经济增长
“破窗”能否带来经济的增长？从实证资料看，答案是肯定的。
（1）破坏事件与经济增长。
先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on对战争的结果研究表明，在美国，从1940年到1945年GDP翻了两番，实际收入增加，并消除了失业。经济史学家Michael Bernstein也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中，对公用品（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