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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上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ＧＤＰ １７００美元冲到人均ＧＤＰ １００００美元，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跃升，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０００美元后，就相应需要有与４０００美元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的增长，而且人均４０００美元时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利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进一步高涨。
同样当人均ＧＤＰ进入１００００美元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会经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政治、司法、公共管理等制度更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会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4）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有些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棋，从一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算赢，大家都知道有办法可以走到胜利的终点，但是一路上有很多障碍和陷阱，也有很多人为设计的圈套，走棋特别快的未必能赢，因为一旦走进一个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规定要退后几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点。有的人很倒霉，在离目标近在咫尺的地方因为跨步太多居然掉进大陷阱里，功亏一篑，必须退回原点重新来过；有的人在离终点很近的地方因为走的步数太少，怎么也达不到终点；只有恰到好处的步数才能保证顺利走到终点取得胜利。
“一盘好棋”摆在我们面前
今天在中国国力大增、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认真地思考，我们该以何种优先次序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改革议题。我们似乎也面临命运注定给我们的一场考验，上天给了我们很多有利条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最庞大的人口、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奋进的国民、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飞速增强的综合国力），同时又给我们许多挑战和难题（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体制改革远未完成、法制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我们虎视眈眈、祖国统一尚未实现），同时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可能又有一些我们不容易察觉的陷阱和弯路。我们既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实现民族宏图和远大目标，也有可能因为操之过急而掉进陷阱，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走棋太保守而贻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
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的，机会中充满挑战，上升中充满陷阱，发展中充满危机。棋局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真正的棋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上升的趋势受到重大影响的话，政经体制改革无疑就是这么一个议题。所以作者花了很长的篇幅讲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思潮和改革方案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今天中国的局面已经日益清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会视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目标，如果我们抓住未来１５～２０年的关键时期，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大业，就等于抓住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强国之梦。
日本人当年冒险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就有一种说法叫“百年国运相赌”，也就是说赢了就彻底扭转东亚中强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转世界局势，而这种赌博会影响１００年间中日国运的消长。今天中国崛起的局面当然不是赌博，因为中国发展的趋势让我们取得现代化成功的几率相当高，我们需要的是稳健进步，更需要高度理智、精算和前瞻性，对前进道路上的制度改革进行精密设计和沙盘推演，因此这也是一个百年国运消长的关键时期。
所以我们应当用冷静的眼光和理性的精神去判断本阶段中国渐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同时去完成与本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任务，完成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事，不冒进，不极端，不超前地去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本着一代人完成一代事的思想，把当前最该做的事情做好，为未来１５～２０年中国崛起之路打下好的制度基础和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在今后２０年内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敢想象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将一步步得到实现，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过去不能谈的题目都能进行理性讨论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中国现代化出现了逆转和*，那我们无论谈什么谈得天花乱坠都没有意义，在国家*中不仅培育不出真正的公民社会，也不可能产生中产阶层，更不会建立良好的法制社会，那就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制度。要真正用务实的态度来谋取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实现，更要“就事论事”，就具体议题为国家出谋划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5）
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医疗改革的弯路）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安定发展，那我们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谈如何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加强社会再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弱势群体阶层利益常常被损害和侵犯，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那我们就相应地讨论建立维权机制、促进公民社会等问题；比如说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那我们就讨论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如何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和司法独立的问题。总之，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无限上纲，更不要动不动就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到讨论中来，逐渐用更多的理性、协商、温和与理智来为中国建立良好的制度尽一份力，同时逐步树立这么一种不急躁、不极端、不情绪化的温和健康的精神，不哗众取宠，不靠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引起别人注意，不靠极端的思想来赢得点击率，不用情绪的语言进行简单的宣泄。这一方面，有相同理想的国人真的可以一起共勉，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来树立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是多么微弱，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只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我自身做起，这种理性的精神就会慢慢扩展开来。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树立真的需要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国人共同去形塑它，共同去推广它，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做。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期和百年国运联结时期，也同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时期，可以理解网上一些人急躁的情绪化的发言，本来网络就是百家争鸣和畅所欲言的场所，但是当一些极端和激进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宣扬，就应该值得担忧了。因为一种社会上非常流行的思想会或多或少在该国的政治决策中反映出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激进的思想，就会部分影响国家的政策往某个方向发展。我最担心的是，中国转型时期一些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冲突被特定的群体用来宣传一种偏离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理想主义的思想，甚至利用过去的一些明显负面的资源（如“*”）来攻击今天的改革进程，一旦这种思想形成一种流行思潮，社会就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那样的话，连中国前进的方向都成了问题，中国恐怕又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蹉跎岁月了。
所以，应该有一批国家利益至上的、真正能体察中国进步方向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学人构筑成一个个认识论群体，为社会注入一份份理性、温和、中道和进步，要让理性渐进特别是向前发展而不是往后倒退的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社会政治现实中常有一种“淘汰温和”的定律，那就是温和的思想容易被淘汰，极端的思想容易走俏。因为言辞激烈、特立独行天然容易吸引别人的眼球，言辞越激烈、越极端，引起的争议和批评越大，就越容易受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越容易转化成个人利益；相反，言辞温和却容易被人认为没有奇异独特的立场，遵行中道却容易被人指责成为骑墙，辛辛苦苦讨论社会问题和提出方案却不如简单的谩骂和攻击来得容易和有气势。但是我们应始终秉承这么一个观念：中国现代化、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事大，个人的名气事小，将中国现代化的彻底成功作为每日魂牵梦萦的根本问题。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强国之路上越走越近、越走越好。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6）
二、模式，靠自己创造
世界十大模式比较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界定各个社会基本系统的边界和权力界限，从各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每个西方国家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从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具体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国家（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但是不管这些模式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共性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界限。首先是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就是什么是属于国家和政府领域的基本任务。其次是明确划分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主导着经济活动，国家和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无法越权直接干预和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再有，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能够划分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国家（地方政府）不能再用公共权力介入和干涉该领域的活动，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领域中市场原则无法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比如说国家（政府）可以调控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谈判，但是无法越俎代庖直接取代工会去进行维护工人利益的活动；一个企业家再有钱，但是也无权把工会买下来或是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个领域是公民社会自身的领域，权力和金钱都是无权介入其本身的活动的。一旦发生国家（地方政府）权力直接介入公民社会，或是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是经济领域侵蚀国家（地方政府）权力和进入公民社会的现象，就构成了滥用权力和*现象，就会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
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如果细心观察西方社会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共有的基本特征：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现象和滥用权力，人类社会制度设计再好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去违法，但是关键在于这样的权力界定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基本特征，相对比较完善的体制让社会的运转处在良性循环中，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又会立即用宪法原则去解决争议，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义。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现象和政府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用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会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
明确区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无法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