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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其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发生逆转，打断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的险恶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有高度的大局观和战略观，不求马上进行一城一池的争夺决战，不要对日本右翼的每一个小动作都睚眦必报。什么能让日本右翼势力痛苦、彻底绝望？不是斗嘴的言辞，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冷静、坚韧、刚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国崛起的最高目标迈进。如果中国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综合国力上超过日本，反而会赢得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个相信实力、臣服实力，而较少笃信道德的民族。
美国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国，日本从不敢在珍珠港这段历史上翻案，却时时刻刻想对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翻案，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要让别人服气，必须靠我们的实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设想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接近美国之时，也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烟消云散之刻，那时候的亚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亚洲就有可能像欧洲联盟那样迈向一个新型的亚洲联盟；中国和日本也有可能实现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关系将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反而让中日易于和谐相处，反而能保证亚洲诸国共同的和平发展。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预测中国的丛书里如《中国，出租中》、《力用中国》和《竞争中国》中一再预见到：日本超过中国是个历史的异态，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东亚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历史的常态——即中强日弱的局面，日本要做好准备，成为八分之一国家（即其国民生产总值５０年后只有中国的１／ ８）。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反映未来的大趋势。
中国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今天的中国正如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是青春的中国，朝气勃发，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国气度，世人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头等强国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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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1）
一、陆权VS海权
一方水土，造就中国性格
基于中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的双重特征，即是具有“边缘—中心”身份的特殊欧亚大国。“世界岛”中心地带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已经深入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中国经济的兴起以及与中亚五国贸易旺盛的发展让这片古代丝绸之路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生机，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国得以深刻介入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西部边疆的特征让中国具有心脏地带的中心身份，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有能力吸纳心脏地带的资源，陆心地带中国有利的地位和发展态势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西部的能源保障。
中国沿江沿海则是中国人口、经济、工业和现代科技密集的地区，庞大的人口资源，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得世界岛东部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崛起枢纽地区，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工厂，长江犹如蓄势待发的弓箭射入大海，这把改革之弓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分工之中，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地缘局势和地理位置，中国这样“边缘—中心”身份特征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也将具有“边缘—中心”身份，但这只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留给我们的地缘遗产则是现在时。如何运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事关未来中国的大局。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大国，还是应当继续延续陆权大国传统的热烈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民的思维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事实上，不应该将陆权文化和海权文化截然分离开来。一般认为陆权与海权是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陆权代表的往往就是安土重迁，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家族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与陆权思维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则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专制政体代表的是僵化、凝固和政治压制。
而海权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和现代元素，海权思想代表的是自由、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与海洋思维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带来的是自由竞争和开拓进取，与海权思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现代的*政体和法治国家。一般中国国内的陆权和海权的讨论中，凡是提倡海权的观点都易于从文化上批评中国千年封闭凝固的陆地思维，认为海权的自由思想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意识观念。而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Ｓ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在其《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里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具有“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在他看来，海洋特性和大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元素和制度元素，中国未来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较量，甚至中国不同的区域和省份都面临“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样的身份对立，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中国内部冲突的潜在危险。
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亟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化或是将大陆、海洋截然分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2）
中国历史上强烈的陆权思想和陆权思维是有其深刻历史成因的，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轴线，双方争夺、入侵和反入侵的拉锯战争就是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缘—心脏”的特殊地缘身份。因此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各个朝代面对来自北部、西北部方向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必须将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中国千年历史的演绎都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接处的地方展开，而海上的威胁只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除了明朝以来中国沿海面临的倭寇之乱。
当然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急速成功让中国千年历史循环发生了转折，但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古代中国难以预料到的变局。在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中心—边缘拉锯战的同时沿着双方分界线留下来的巨大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同时东亚季风气候气流和大陆性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匀降落的现象，造成了中国易于旱涝的局面。当东亚季风吹拂带来的低气压降临东亚大陆上空的时候，与北方的高压形成交汇，雨水就会大量降落形成洪涝灾害，当东南季风的“气旋风”与蒙古高原来的高压旋风错开时，又易于形成长时间的干旱。梁惠王见孟子时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中国的气候困境。中国面临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呼唤古代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国家的诞生。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修建的巨大军事工程，以及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带来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运河，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为了完成这样的巨大的目标，一种易于大规模社会组织和集体生产的政治组织和结构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这就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和历史传统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而是应该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应该懂得结合历史来分析我们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的确，陆地文化有相当多的负面元素，带有凝固、保守、专制主义、压迫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些不利于现代化的教条形思维，但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的陆地文化和黄土地文化传统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传承也带有陆地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宣称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也会无意识地受到这传统的影响。笔者看来，中国黄土地的陆地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是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基本文化因素。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的陆地文化才能谈文化的更新和吸收，离开了陆地中国，就很难谈得上海洋中国。陆地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这也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期间一些正面因素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到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中去，以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精神的压迫、保守主义、不思进取以及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意识等则是现代化路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要扬弃和进行国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3）
另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仅仅是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就显示出对海洋浓厚的兴趣。《尚书？禹贡》中就记载了中国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归海”的现象。而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第二个朝代商朝就产生于今天河南和山东一代，据考证，商代先民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识和航海经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齐国是一个典型具有海洋气质的诸侯国，齐国的海盐贸易是当时诸侯国重要的专项贸易，管仲很早就发现了海洋经济有利的价值并加以阐述；大唐盛世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人远洋航行到大食进行商贸，广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上述城市还成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在那里居住；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更是让中国的船队远及今天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虽然之后中国历史历经曲折，但是海洋意识依然在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禁止中顽强地发展起来了，在清朝中后期，尽管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临海地区，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天，海外５０００万的华人群体也见证着中国的许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具体表现为：竞争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冒险的精神；自由开放的进取心态；对个人奋斗、个人实现和个体价值观念的追求；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对新事物的追求；对商业和财富积累的强烈愿望；对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强烈追求。
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华人中浙江、福建和广东人群体具有以上文化特征，在今天的广州、香港、上海和许多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征，更进一步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巨变之中，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萌发、复苏和觉醒，不仅仅是上海、宁波、青岛和厦门经历着海洋意识的崛起，其实整个中国都在经历海洋意识的崛起。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闭关锁国到开放融合，从谨小慎微到开拓进取，从保守守旧到吐故纳新，从个性的抑止到个性的张扬，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国人都会感觉到意识观念的巨变。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变不能描述为海洋文化替代陆地文化，或是“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的分野”，而是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的联结和融合，历史上的中华文化就是两种文化融合和结合的结晶，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严格限制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契机，让中国文化失去了更新和创新的机能，让盛唐的海洋气息终究迷失在朱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之下。
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改革开放和巨龙复苏让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迎来了复兴，从此陆地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基，海洋文化是我们创新之道；陆地文化让我们有归属，海洋文化让我们融入世界；陆地文化让我们爱土爱乡，海洋文化让我们吸收普世文化观念。我们需要的绝不是这样的选项：中国应当成为蔚蓝色的中国，还是黄土地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代表海洋的蓝色和代表陆地的黄色的综合与融合。在色谱里，蓝色和黄色调和就是绿色，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