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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战（3）
决斗结束了汉密尔顿的生命，也结束了伯尔的政治生涯，纽约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陪审团决定指控伯尔，而他却跑到了西部避难。逃难途中他在费城做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他受到了查尔斯·比德尔（Charles Biddle）的庇护，比德尔是贵格党会员，也是伯尔的老朋友。偶然的机会伯尔见到了比德尔家族的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他是查尔斯·比德尔18岁的儿子，长期在外地上大学并准备乘船去法国。年轻的比德尔本打算在政坛干出一番名堂，但当看到党派之间极端的斗争，特别是犯有杀人罪的副总统就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就开始反思自己原来的想法，他这样写道：“党派之间的暴力是一个国家的耻辱。”＇3＇他决定不涉足政坛这个是非之地。
他去了法国，并成了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当时美国政府正准备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而他的职责就是帮助处理一些财务方面的事情。他周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宣称出资1 500万美元买价的那些商人）、银行家（包括巴林银行的代表）、伦敦议员（起草交易的那些商人）之间。比德尔最终结束了这份工作，在经历一场盛大的旅行之后回到了费城。
他再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提供公共服务的紧迫性。“每一个优秀的国民都应该将自己同祖国联系在一起。”＇4＇他这样写道。但他此时仍处在谈“政治”色变的阶段，所以他决定步入文坛。他成了《Portfolio》这本上层社会艺术杂志的编辑，而该杂志即便是要批判什么也是很缓和的。所以他接受了该杂志社的聘请，其间他还学习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
后来在朋友和助手的恳求下，比德尔同意了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的任命，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步入了政界。他的任务是监督费城标志性机构——美国第一银行转移到华盛顿市的全过程。依照安排，银行里的国有资本在1800年按时转移到了华盛顿，而机构还在费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在杰斐逊大选获胜之后，掌控联邦政府的共和党人甚至宣称直到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营业期满之前他们是不会修订银行章程的。
比德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行为颇有些汉密尔顿的作风（尽管自己的父亲同杀死汉密尔顿的伯尔要好），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委员，他认为“杀死银行”的做法是一个让人感到悲伤的决定。当时英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这让一些美国人感觉战争在逼近，尽管比德尔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但他还是认为“在存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下解散美国第一银行”是不合时宜的。他很注重修辞地说：“难道你想让整个经济陷入混乱？当整个国家都紧绷神经准备战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割断银行这个国家的经济大动脉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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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战（4）
继杰斐逊之后，詹姆斯·麦迪逊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位总统。他和其他的共和党人并没有太看重比德尔的言论，美国第一银行被废除了。美国第一银行终于关门大吉了，但从这一天开始美国的领导层就开始动摇了。
1812年，美英两国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紧接着联邦政府的财力就遭受了极大的考验。一开始政府还能靠发行国债的方法来筹集战争经费，但最终麦迪逊政府还是没有经得起汉密尔顿曾提及的诱惑，政府开始印制大量的没有信用支持的纸币。这样做的代价是利率的飞涨和投资者信心受挫，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经济上的问题使战争的形势对美国军队更为不利。当英国军队烧毁了国会大厦和白宫的时候，麦迪逊深有感触地说：“汉密尔顿是对的，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至少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是这样。”而早些时候的共和党人，特别是麦迪逊他本人都认为设立中央银行是违反宪法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的联邦主义者是反对设立中央银行的。他们指责共和党无法为银行筹集足够的资本，这样做违背了银行设立的基本原则。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共和党要设立的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破产的银行，它的存在是不光彩的，它将苟延残喘地存活着。”＇6＇
反对是无效的，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获得了20年的营业授权。这次总股本提高到3 500万美元（第一银行的总股本是1 000万美元，股本的增长反映了美国自1791年以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第一银行相似，股本的80％仍然由私人占有，剩下的20％属于联邦政府；银行仍有25名董事，其中的20名董事由选举产生，剩下的5个名额由总统任命。
尼古拉斯·比德尔就是被总统任命的一位银行董事，但他很不情愿，因为他仍看不惯政治家之间的争斗，而且两年的经营已经让该银行成为了众矢之的。州银行称国家银行抢走了自己的业务，债务人也公开指责国家银行坚挺货币的做法。当铁证如山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第二银行的董事参与投机银行债券的时候，共和党人又重拾汉密尔顿时期的论调，怀疑国家第二银行的设立有同美国国民作对的意图。
比德尔深感国家第二银行急需整顿，当他听说詹姆斯·门罗总统要任命他为银行董事时就写信给总统：“毋庸置疑，美国第二银行确实有些不正当的自私目的。相信这些是可以有所改变的。”＇7＇但改革银行谈何容易，改革者必定会遭遇很大的阻力。比德尔也不敢确定自己能否顶住反对者施加的压力。当门罗呼吁比德尔要有爱国心的时候，比德尔就不再推辞了，他向总统保证：“我不想推卸一切您觉得我该担负的职责。”＇8＇
银行之战（5）
比德尔此时被委以重任很难说是一件幸事。1819年的美国经历了第一次财政危机，直到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才得到暂时的发展。农业雇用了大部分的美国劳动力；商业虽然没有像农业那样雇用那么多人，但雇用人数却很固定；而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也开始发挥安置劳动力的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的增加和美国版图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靠的是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两种途径，从革命开始美国的人口翻了一番；从法国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的版图也增加了一倍。商业也在急速地扩张，尽管英法两国之间漫长的战争束缚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轧棉机和机械织布机等机器的出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而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对美国殖民地制造业的限制也消失了。
1812年爆发的战争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英国对美国的进口封锁使得美国的商品没法出口而充斥了国内市场；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如说是由麦迪逊政府战时的货币政策引起的，搞乱了整个经济，使得物价飞涨，经济计划失去了意义。
同英国的战争最终还是结束了，但白人驱逐密西西比河东岸土著印第安人的行动却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领土的突增再加上战后货币的充裕使得投机土地的行为非常猖狂，土地的价格涨了又涨，在比德尔成为美国第二银行董事时，土地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天价。神经紧绷的贷方，包括银行在内，都在提醒大家这个疯狂的 “泡沫”随时会破裂；这种提醒让人从疯狂中醒来，但人们却又开始进行反向的投机。受投机影响，土地价格开始暴跌，一切建立在土地价格之上的“美好景象”都成了泡影。银行开始回收贷款，储户开始囤积资金使得物价进一步走低。货币供给量的锐减给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很难测定，但受此影响第二银行的负债的减少则是很明显的，它由1818年秋天时的2 200万美元减为1820年年初的1 000万美元。＇9＇
恐慌后的萧条笼罩着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银行缩减业务、商人急于清算、商船空空如也、商店货物短缺、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尽快走出这场危机。一个俄亥俄州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形势：“悲观，满眼都是悲观……执行长官、州长的更换就像朝来夜去的女佣一样。”纽约西部的人是这样描述那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的：“家中一贫如洗……寒冷的冬天，孩子们只能挨冻……孩子的父亲没有棉衣和棉鞋。”＇10＇
该时期的一个亮点是最高法院认为第二银行的设立是符合宪法的。华盛顿的共和党高层人员的变动使银行业步入了复苏期，但有些州还是通过了限制银行业发展的法律。没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马里兰州就开始向银行征税，第二银行首当其冲。美国第二银行巴尔的摩市分行的出纳员詹姆斯·麦卡洛克（James McCulloch）拒绝缴税，马里兰州政府就起诉了他，他也应诉了，最后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
银行之战（6）
首席###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最后一位联邦党总统约翰·亚当斯1801年离职前任命的，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联邦党关于建立集权政府的主张都是支持和赞成的。随着最高法院里联邦党同事一个一个退休、去世，他在感到更孤独的同时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联邦政府理应比州政府享有更多的权力，要改变国民认为联邦政府钻了宪法的空子并做了好多宪法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的看法。他负责马里兰州政府起诉麦卡洛克的案子时采取的就是上面的看法，他这样写道：“要让一切都合法化，只要采取的手段恰当，没有被明文禁止，不违背宪法精神，那它就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是符合宪法的。”＇11＇第二银行完全符合马歇尔的说法，因此它的设立就是符合宪法的；而马里兰州政府向银行征税的做法却是违宪的。马歇尔写道：“掌握了征税权就是掌握了生杀大权。”如果州政府能向联邦政府的银行征税，那它也完全可以掌握银行的命运。“这是每个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中央政府受制于州政府。”
汉密尔顿式的直率的言论——不仅仅是关于中央银行，更重要的是关于联邦政府应当集权的看法——是令人很难接受的。对于马歇尔的理解很多共和党人都很有意见，要想让国民接受最高法院对宪法这一独裁式的解释，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磨合。但不管怎么说，马歇尔的判决给了第二银行“第二次生命”。
尼古拉斯·比德尔堪称马歇尔的左膀右臂，当1822年第二银行董事会需要一名新的主席时，同其他人一样，比德尔也说出了自己认为的一名主席应该符合的条件。他提出的主要条件有三个：一是要有经商头脑。作为未来的主席应有良好的经商头脑是显而易见的，比德尔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人应具备的，而商人在比德尔看来是缺少远见的。二是拥护政府。“未来的主席不是党员也不是‘游击队员’，他要有良好的知名度并能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是政府信赖的人。我坚信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向中央银行施加任何影响，相反，这种影响越小对双方越好。但政府无疑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最大的客户。”三是费城人。比德尔的解释是：第二银行的总部在费城，因此主席如果是费城人的话，他易于同银行建立稳定的关系。＇12＇
这就是比德尔提出的未来的主席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很显然他完全符合。所以，在几位身为董事的朋友的鼓励下，他决定竞选这个职位。1823年1月，在比德尔37岁生日的前两天，他成为了美国第二银行的主席。
他的升迁引起了一些金融人士的怀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在纽约靠房地产发家的商人认为，比德尔过于“书生气”而不适合做第二银行的主席。比德尔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回应了他。
银行之战（7）
实践出真知，我相信希望，不相信幻想。＇13＇
比德尔接着说，自己已摒弃了学者爱幻想的毛病，而且还在书本中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方法。
上任后的比德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美国第二银行在栗子大街建成了大理石结构的总部。经历了1819年的经济萧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