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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持久的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候在重要参与者之间直接进行，比如实力雄厚的公司和不容小觑的员工群体；有时候则是在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内部间接进行。这一系列的谈判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首先，规模经济带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进而创造了巨额利润；其次，带来了几千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再次，获利得到了广泛分配（向下惠及蓝领员工，向外惠及小型社区、农场以及其他人群）；第四，不计其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超过以往，进而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系。这一切使全国出现了规模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壮大又稳固了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美国和世界走上了超级资本主义之路。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向外扩散，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重心都转向了更具竞争力的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层面趋向衰落。在分配社会财富、稳定就业和社区、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等方面承担着正式和非正式协商职责的各种机构——巨型寡头企业、大型工会组织、监管机构以及负责回应小镇和社区居民呼声的立法机构——日渐式微。如今的公司除了无情地追逐利润之外别无选择。“公司政治家”消失了。*资本主义被超级资本主义所取代。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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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些人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催化剂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那次通货膨胀的导火索是*国家的石油禁运，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及其同僚的决策将这次通货膨胀推到了顶点。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他们提高了短期利率，导致经济步伐大大放缓。有些人把供给经济学派奉为圭臬，确信所有转变都源自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夏季实行的减税政策，这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欲望。有些人坚信，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放松监管潮流才是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有些人则认为是全球化造成了这些变化。有些人将其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界、金融界管理层突发的自私贪婪。有些人把矛头指向继承了亚当·斯密衣钵的经济学家。有些人把这些归罪于肇始于“水门事件”的政治*。还有些人认为，公民生活的衰落才是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
以上这些多为无稽之谈。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比上述大多数理论所认为的都要早（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的巨大生产收益到了20世纪70年代急速减少，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已发生），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经历了经济周期的起起伏伏，经历了共和党和*党的轮流执政，也历经了岁月的悲喜轮回。不论是卓越超凡，还是愚蠢透顶，不论是贪得无厌，还是清廉自律，在每个时代，商界和政界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领导者。当然，放松监管和全球化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这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发问，为什么这两者都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更早呢？况且，这些理论没有一种把制度看做一个政治和经济彼此融合的整体，也没有哪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变迁作出解释。最后还要指出，这些说法中的美国中心论色彩大都过于浓重，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变趋势，这一趋势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问题的真正答案在于，科技授予消费者和投资者权利，使他们获得了更多有利的交易。而这些交易是如何转而损害相关的公平、稳定，以及这一交易系统外的其他社会价值的呢？让我来仔细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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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稳固的寡头经济体系瓦解的各种发明创造大多数来自国防部（以及与其密切配合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冷战时期，这里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创新中心。当时，美国私有经济中的大型寡头企业对任何创新都兴味索然，而与苏联的竞赛却促使五角大楼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科技创新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这些科技成果最终被用于商业开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2）
启动这种转变的不仅仅是制造人造卫星和登月竞赛，一些不需具备如此丰富想象力但同样复杂的挑战共同促进了这种转变——比如设计一种精准导弹，可以从潜水艇发射并击中万千米以外的目标；可以逃过雷达监控的轰炸机；佩戴者在夜间可以清楚视物的护目镜；或者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畅行无阻的大型坦克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设备，都是由五角大楼里的规划人员或者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未来主义者设计出来，然后在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的实验室或者研发中心诞生的。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将创造力聚集于远比设计一种新型烤箱更雄心勃勃、更意义重大的目标上。
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制造出有记忆能力的武器。有谁曾听过这种奇怪的东西？工程师们首先从电子管入手，继而发明了半导体，这成为蚀刻在硅晶片上的微型集成电路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计算机的组成部分。五角大楼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对精确度和可靠性的要求极高，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它们几乎不计成本。它们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研发，承担失败的实验损失，使几万名工程师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这些装备开发完成之后，五角大楼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开始购买，尽管每件装备的生产成本奇高。在1962年，一个集成电路的价格为50美元。到了1968年，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实验，它的价格降到了美元，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原来用于高精尖武器系统的奇特机件，转而用于改善家用电器和汽车的性能。因此，在短短几年里，半导体的市场规模从400万美元猛增到3100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半导体电路系统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性能越来越强大，人们开始重新设计计算机。1968年典型的计算机主机要占据整座大楼，只有政府、大学和大型公共事业部门才能买得起，而20年后，计算机已经成了私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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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化，还有一种过于简单的神话似的解释：美国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外商开始凭借廉价的商品进军美国市场，国外的劳动力工资远低于美国国内员工的工资水平，这使美国收入颇丰的蓝领丢掉了工作。但从总体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这一说法没能解释为什么就业机会的减少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从此不断加剧；其次，实际上，美国公司也并没有丧失它们的“竞争力”。
转变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绝非偶然。回想一下美国为重振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所作出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花费了20年时间。然而，促进全球化的关键因素还是一系列新型交通通信技术的诞生，其中大多数与冷战有关——货船、运输机、海外电缆、钢制集装箱以及能够传输电子信号的洲际卫星——这些新技术大大降低了从世界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
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进程，贸易额数字本身的深层意义并没被人们注意到。从1969年到1983年，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美国从自己的海外工厂进口的商品总值从18亿美元增长到近220亿美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美国公司遭到了“竞争力的丧失”。
全球供应链还在继续延长和深化。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全美进口的商品大约有45％来自美国自己的海外公司。2006年，这一比例增长到近48％。加上从海外公司购买后运回美国装配的零部件，以及在海外生产然后贴上自己品牌在美国销售的产品，这一比例还要大得多。惠而浦的全球供应链就包括在瑞典设计、在中国组装的微波炉。通用电气为通勤飞机制造的小型喷气发动机，其飞机由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生产，而占发动机价值1/4的零部件则由日本制造。戴尔公司把消费者与其海外供应商直接连接起来，当一名消费者在戴尔的网站上点击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这个订单就会出现在由台湾广达公司管理的一家中国工厂的电脑终端机上，装配完成后立即从那里运送到订购它的美国消费者手中。伊顿公司在巴西生产卡车变速器，其中一部分就被运送到俄亥俄州，用于组装北极星公司的卡车。三大汽车巨头生产的汽车中，越来越多来自海外工厂，即便是在北美装配的汽车，内部零件产自其他地方的比例也在稳步上升。。 最好的txt下载网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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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出现全球供应链，大规模生产恐怕仍然避免不了消亡的命运。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原本意在提高军事用品生产力的机件反而在电脑控制的机械设备、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所有这些工具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的工程师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设计和修改，可以指示机器制造或者装配出所需单位产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购买者甚至可以在软件的帮助下参与产品的设计。新科技对服务行业也产生了相似影响。银行、保险公司和*可以针对某些特别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也大大增加了服务种类，包括针对具有相同特殊爱好或兴趣的人群进行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消费者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和在线浏览工具，更加准确地找到以最优价格提供最满意服务的经销商。任何一家经销商也同样可以利用软件创建一家虚拟公司，这些公司大都由供应链合同组成，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通过竞标确定，以便每一步都能获得最佳交易。
总而言之，不计其数的新型技术于20世纪70年代问世，并在随后几十年加速发展，取代了以前几家公司就可以控制的稳定生产体系。这一趋势产生的结果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大致相同：旧有的稳定的寡头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各公司之间为争夺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贝恩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公司平均每4年就会流失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这意味着在维护剩下的消费者的同时，美国公司还必须不断地吸引新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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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管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由赫伯特·克罗利以及那个时代的改革论者提出的。而与经济监管潮流相反的放松监管，人们普遍认为源自罗纳德·里根对于自由市场的热衷。其实，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时，放松监管运动已经进行了10年。放松监管运动之所以得以兴起，是因为虽然15％的经济部门由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制定价格和准入条件，但新兴技术仍然为公司创造了新的获利机会。被监管的公司看到这种商机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于是向监管委员会施压，游说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并雇用大学教授进行研究，以证明放松监管对消费者有益。此外，这些公司还提起法律诉讼，声称由于受到监管保护从而阻碍了创新，这有悖于公共利益。随着压力的逐渐升级，监管大坝的决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如，在电信业，早在1968年，生产新型设备的公司就看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在市场：把新型设备直接卖给消费者可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贝尔母公司即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该公司舒舒服服地坐在监管保护伞下，声称如果用非电报电话公司生产的电话机及其他元件与该公司的系统相连接，就会破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系统的稳定性。一些新兴公司对其提起了诉讼。那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卡特尔电话决定”，支持新兴企业。贝尔母公司的保护伞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金融业的放松监管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